《觉醒年代》导演张永新：燃一把炬火
“先贤的思想之光洒在前进的道路上，指引我们堂堂正正地创作，堂堂正正地做人。”
导演张永新的新剧《觉醒年代》，讲述觉醒年代的百态人生。/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导演张永新上一次接受《新周刊》采访，是2017年《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及《虎啸龙吟》的宣传期。此后近4年，他的作品迟迟没有更新。
今年春天再次与张永新联络，他的温和与谦逊同以往别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他比之前更忙了。
近三周辗转多地的行程刚结束，张永新便马不停蹄地前往上海参加第27届上海电视节。人们都有预感，等待他的将是荣耀与祝福。果然，《觉醒年代》斩获多项白玉兰奖，张永新本人获得最佳导演奖。
其实，在一切辉煌发生之前，张永新及团队和《觉醒年代》的其他主创，皆已投入新的工作。他们不曾料想，这部戏的长尾效应会如此热烈，出圈程度也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从首播到第三轮播出，“认真做剧”的主创们收获了越来越多的回报。所谓天道酬勤，《觉醒年代》让张永新更加确信，只要努力、认真地做一件事，点点滴滴的心血总会被观众看到。
“大钊不只是斯文，还有非常青春热血的一面”。/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回忆将张永新天真烂漫的一面充分释放，尤其是想起剧中不足的时候，那个忍不住“哎呀，哎呀”懊恼自责的人，像极了一个手持炬火、昂扬奋进的青年。
以下为张永新的自述。
最艰难的一次创作
《觉醒年代》描写1915年到1921年这短短6年间，整个中国的思想大转变的过程，主要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建党三大板块，基本涵盖了最复杂、最动荡的那个时代的思想变化、精神觉醒的过程。
这个选题在题材上具有特殊性，我觉得龙平平老师在剧本的创作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因为思想的产生、发展、碰撞、博弈和最终角力是很难写的。这个角度在以往的影视创作当中比较少见，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由于思想性极强，从我自己的创作体验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也是我20多年来碰到的最艰难的一次创作。
思想嬗变、精神觉醒的过程如何借助影视剧实现？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来破题。作为导演，我和各部门想了好多方法，包括如何给这个作品定基调；如何定美学上的方向；如何布局叙事，平衡史实与戏剧之间的辩证关系；如何把中国的东方传统美学精神和理念，用影像的形式呈现；如何让每一个角色，特别是主要角色的立体感更强，更生活化、更具烟火气……这都是我们在二度创作当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拍思想的故事，希望能用艺术手段呈现，而不是用按部就班、高台教化的方式去书写”。/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要拍思想的故事，怕就怕用一个按部就班的、高台教化的概念去书写和宣讲。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使用诸种艺术手段，包括服化道摄录美等方方面面的支持，特别是演员朋友们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全组高度配合，力争用一种更鲜活、更生动的形式来讲好这一群人的故事。
民国初年是一个山河破碎的乱世，一个思潮纷呈的时代。救亡图存是有识之士的共识，谁都不能预见我选这条路就是对的，是绝对的胜利。大家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势必同时伴随阵痛，反复纠结，乃至直指人心。恰恰因为看不到光明，所以在黑暗中一点一点往前走的过程，才是最感人肺腑的。
在拍这种戏的时候，需要我们的演员借助高度概括和表达的手段，要齐头并进，把这个精气神演出来。而不是照本宣科，把台词念出来就完了。
我一再跟演员朋友们强调，表演时一定要把作品吃透，要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社会的经纬度。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思想能产生、这个思考能展现出来，它的困惑和纠结又是什么，在每一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
像李大钊先生在日本的时候，曾经与陈独秀先生展开论战。那时候他已经在思考如何拯救中国，但他还没有完全理清楚，还只是一个反封建的斗士。回国以后，随着《新青年》的创办，大钊先生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亲眼看到了国家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景象，亲身感受到了民间疾苦。“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才最终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可以说，这条路是他用自己的脚一步一步量出来的。
“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觉醒年代》展现的不单是一部思想史，也是一个大文化的嬗变史，是中国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一群人探索救国之路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曲折、痛苦，甚至残酷。所以它的价值是让百年后的我们能够借一部剧来回溯百年前的那个时代，并以此缅怀和致敬先烈先贤。
君子之风，浩然之气
龙平平老师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创作者，他构筑文本时秉持历史的辩证和唯物的史观，真实地呈现那个时代。今天我们有勇气和胸怀，去讲述那段历史的真实。
《觉醒年代》里，除了个别角色出于戏剧性的需要，做了小事不拘范畴之内的设计——像张长礼、张丰载叔侄是带有反面色彩，服务于剧情的，其他有真实原型的历史人物，龙老师做到了准确与客观。从创作的角度讲，这种态度和方向非常值得我们这些中青年艺术工作者去学习。
在创作当中，我们能看到人物的复杂性。用今人的眼光看，这种复杂性恰恰是那个时代的人物的立体性。每个人物都有历史的经纬度，人的生活及思想的呈现总是复杂而多元的，因此这里不存在简单的二元论式的判定。
无论身处哪个思想阵营，剧中的人物皆展现了君子之风，这是中华文化优良的传统。蔡元培先生有一句台词“道不同亦可为谋”，君子和而不同，恰恰是文化的传承。《觉醒年代》有意识地彰显了这方面的价值和魅力，也是为了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当今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准确展现那个时代的精气神”。/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我们强调文化自信，自信从哪里来？今天的文艺工作者有责任和担当，准确地展现那个时代的精气神，把根植于我们血脉当中的、中华文化最优秀的一面呈现出来。
在处理这些人物的时候，我们能看到这些先贤、思想家、文学家身上所显现的“君子和而不同”的魅力，他们的“大人格”以及心中的坚守和理想。对于今天的我们，这些描写应该是有启发意义的。
再说叙事，前期拍摄时已经有了构想，后期实现的时候如何做整合，这是导演必须做的功课。今天的观众会接受什么样的呈现方式，比如崇高与壮美、平凡与伟大，各式各样的感受，我们要考虑当下观众的观看体验。
像我个人理解的李大钊先生，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伟人，是傲岸的英雄。但拍摄大钊先生的时候，我跟张桐老师说，我们恰恰要用一个普通而平常的视角来呈现他。因此，大家在《觉醒年代》中看到他是一个普通的丈夫、平常的父亲。
正是这种普通与平常，才孕育了真正意义上的伟大，两者之间是辩证关系。所以我们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力争让观众朋友在他们身上找到共性，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而他们的人格、他们的坚持、他们的牺牲精神，是伟大的。
服化道及生活方式的刻画，也是人物塑造的关键环节。
朱贺日尧在剧中饰演胡适。/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以胡适先生为例，他在美国留学7年，一些做派已经非常美国化了，包括锻炼身体、言谈举止、吃穿用度的方式。剧中他有两种装束——长袍马褂和西装革履。他西服革履的时候要远多于长袍马褂的时候，这也是有所设计的。视觉上的处理，其实要为角色的经历和性格服务。
服饰是一种礼仪文化，每类服饰都有其穿衣规则。比如穿西装和马甲不系最后一粒扣子，西装里面的衬衫要高出领口和袖口多少寸，这些都有讲究。包括他们穿西装的时候，衬衫都是圆领的，很少有尖领的，因为圆领衬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上的大流行。
这些细节不承载叙事作用，但有助于理解和掌握那个时代的风貌。如果在拍摄时忽略掉，那么观众看起来就会有违和感。当违和感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们就会对整个剧产生排斥。所以，我们做了严格要求，在方方面面都要下功夫，力争减少违和的地方。
指导演员的表演也是导演工作至关重要的一项。每位演员的表演经验、表演理念不同，进入角色的过程、体验角色的方法也不同。导演要针对每位演员的独特性，做相辅相成的调整与引导。
我们在具体拍摄时，对于不同人物会有不同的塑造方式，根据每场戏的情节做出有针对性的、最合适的表达。这个过程非常复杂，三言两语没法讲得太透。它是一个边摸索边前行，演员和导演、导演和团队、团队和演员之间互相配合的过程。
“《觉醒年代》遇到了非常优秀的演员”。/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觉醒年代》遇到了非常优秀的演员，在我的心目中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表演艺术家。他们理解、补充、学习、靠近角色的过程，让我看到作为专业演员应该在哪里付出努力。通过这部剧，我真切感受到中国是有好演员的，他们视创作为生命，我感佩他们付出的心血。能跟他们一起合作，我也很有自豪感。
从更大范畴来说，他们在创作中展现的浩然正气，让我对中国影视的发展更有信心。虽然这条路还很长，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一点一滴地实现，可是总有一群人保有神圣感和责任感，愿意在创作中为心中的大爱与大美付出。
时刻战战兢兢，时刻如履薄冰
任何一部艺术作品都不可能做到完美，《觉醒年代》也是。我经常告诫我们的主创团队，要保持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工作态度，学会自己给自己挑错。
我自己看的时候也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哎呀这个时候我调度留的时间再多一点就好了”“哎呀这场戏我把音乐的点稍微再放大一点就好了”，或者“这一场戏我拍摄的角度再稍微多一点，用那个角度去拍就更好了”……包括一场戏里的台词，我经常会自责：“哎呀当初我为什么不让他那样说，而这样说呢？”我现在还在纠结这些事，每次都会做记录，反复咀嚼拍过的戏。
这种工作态度，一方面能让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至于沾沾自喜；另一方面，谨慎恐惧的心态能让我们走得更长远。什么时候我们自满了，我们就走不远了。所以要怀揣随时准备战斗的心，甚至带着苛刻的眼光来解剖自己，或许能让下一部作品避免一些错误。
“他们带来了希望，是光明的到来”。/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觉醒年代》每拍出一场好戏，大家都很开心，甚至会唱着歌回宿舍。比如“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戏拍得很艰苦，但是收工的时候我们自己能感觉到这是一场好戏，所以很开心。还有站在长城上拍的诵读《青春》那场戏，莽莽神州，风华正茂，那种震撼的感觉，甚至呼吸都是不一样的。
当然，影视创作者最大的开心是观众的喜爱。包括年轻朋友用网络语言表达他们的肯定，我们都看到了，也都感受到了。这是对每个工作者最大的褒奖，我们真的很感恩。无论我们在剧中埋了多少梗，做了多少隐喻的铺排，绝大多数都被观众朋友解读出来了，这是我们创作层面的开心。观众的反馈让我相信，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不论吃了多少苦，付出多少心血，都是值得的。
为什么我们的观众和创作者能够同频共振？因为大家都有拳拳的爱国之心。我觉得这才是中国人的精气神，是我们最优秀、最美好的一面，我在今天的观众朋友身上看到了。观众与创作者互相勉励、共同奔赴，才是让一部文艺作品得以完成的一个健康的状态。
我记得有媒体朋友问我：“你是用一种什么态度来拍这部剧的？”我当时引用了大钊先生的一句话，说我希望用一种堂堂正正的方式讲出中国人的精气神。
这句话是大钊先生给子女讲的，他说，无论将来你们做什么，一定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深受启发，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堂堂正正地做好自己，那我们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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