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绮琳：用电影写下“时代曲”
入行既“散场”
2020年，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主席尔冬升宣布《金都》获得第39届金像奖的最佳新晋导演和最佳原创电影音乐两项大奖，这让导演黄绮琳进入大众视野，成为一位被看好的新秀导演。
黄绮琳出生于1987年，她并不是香港电影圈新人，在过去的许多年中，她一直以编剧的身份参与电影和电视剧的制作。她曾在ViuTV推出的“玛嘉烈与大卫”系列片中担任编剧，也正是这部开台剧的高口碑奠定了ViuTV的风格——关注香港年轻人的真实生活。TVB日渐式微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ViuTV却蒸蒸日上，和内地优酷合作的《叹息桥》在“豆瓣”上获评8.9分，被香港和内地观众称为“新晋港剧的教科书”，“罗生门式的香港都市情感故事”的剧本风格正是出自黄绮琳之手。
黄绮琳的《金都》延续了《叹息桥》的社会议题，但不同的是，这次的议题和她自己相关——爱情、婚姻与自由。“30岁生日那天早晨醒来，我躺在床上突然很悲伤，觉得自己很失败。”黄绮琳说。她的妈妈那段时间一直催婚，让她陷入思考，人一定要结婚吗？婚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她从床上一跃而起，决定写一个已婚观众看完想离婚、未婚观众看完放弃结婚的剧本。
黄绮琳的这个“恶作剧”竟然真的被她写了出来。故事发生在金都商场，主角是在婚纱公司工作的香港女孩张丽芳（邓丽欣饰），她有一个拍拖7年的婚纱摄影师男朋友Edward（朱柏康饰），两人在金都商城的出租房里同居。一边是男友母亲的强势干涉和男友的“妈宝”式懦弱，明明已经没有那么爱，她却准备嫁给这个男人；另一边，张丽芳发现10年前因为钱和一个大陆男孩杨树伟（金凯杰饰）假结婚的记录并没有撤销，她要找到杨树伟办理离婚。在和男友相处的时间里，他们之间并没有狗血的爱情，更像是一种镜面关系，是男人和女人的对照，是自由和婚姻的对照，同样也是两地关系的对照。黄绮琳把想说的话都藏在了一个选择的命题里。
金马影展与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合作的“奈派克奖”（NETPAC）在2019年将那届的该奖颁给了黄绮琳，并评价这部电影，不仅深刻描绘了婚姻制度如何影响现代女性和现代人的生活，也呈现了地区问题。很多港片里的大陆人形象一般都比较刻板，但在黄绮琳的影片中却是鲜活、生动的。她在浸会大学学习电影制作的时候，很多同学都是大陆人。黄绮琳觉得，她在剧中对“假结婚”的探讨其实有点过时了，尤其是2019年之后，已经很少有人通过假结婚来香港。黄绮琳以同学为原型创作的杨树伟在剧中不再是脸谱化的形象，剧中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的交流很日常，甚至有一些相互揶揄。杨树伟就曾调侃张丽芳：“你们香港人不懂得自由，居然管千尺叫豪宅”；“只有内地人蹲下时会后脚落地，内地人是从一种不会飞的鸟进化而来的”。诸如此类的金句，都是黄绮琳和身边大陆同学相处时汲取的灵感。“我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听旁人在说什么，这是学习如何写好对白的方法。”
黄绮琳成长于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她回忆小时候，爸爸和哥哥是成龙迷，只要有成龙的电影上映，她都会跟着家人到电影院去看。“一到打戏，我就犯困走神。”她更喜欢看香港的爱情片。千禧年左右的香港电影市场依然蓬勃，她回忆自己第一次掏钱买票进电影院，是和同学一起去看《星愿》，同学们都哭得很惨。黄绮琳也是港剧迷，“有一段时期TVB一天会连续播出三个不同的电视剧，我都会守着看完，我们称为用电视剧拌饭”。黄绮琳从小就想，长大后要做电视编剧，那真是一个很精彩的行业呀。然而，等她毕业入行时，却发现香港电影和电视剧已经在走下坡路。她推荐我听黄伟文给陈奕迅写的歌《时代曲》。“好想唱一阙歌，见证日子怎过，哪个时势能没有歌，就散席了，人客急将美酒喝掉，赶于舞曲奏尽前离座……”
“这首《时代曲》说尽了我入行时的感受，一切很丰盛的环境是你的幻想，当你走进去时却发现已经散场。”黄绮琳感受到了香港影视市场的变化，从小看到大的TVB电视剧开始不好看了，究其原因还是离观众的生活越来越远，这也让香港影视圈的老辈、新生代从业者重新思考如何打开局面。
ViuTV的崛起便是其中一次回归“内容真实”的尝试。TVB曾经的老戏骨林保怡是黄绮琳的老板，他创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和ViuTV合作推出了一系列剧集，很受年轻人喜欢。当采访记者问到他是否怀念港剧的辉煌时，他说：“我很幸运经历了那个时代，但是我一直是向前看的，因为未来我们应该有一些新的概念、新的手法、新的演出去表达每一个不同的故事。”
黄绮琳的《金都》中有一幕，男女主角躺在床上，外面霓虹灯闪烁，是新一代年轻人心态的折射，好一场繁华落尽，他们的幻梦已破碎。黄绮琳说：“小时候家住对面，看到喜庆的金都商场是有一种对婚姻的幻想的。现在长大之后走进去，却发现有很大的落差，已经没有想象中漂亮。”
“小成本”的香港传统
活跃于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很多导演在近些年都监制过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尔冬升便是其中一位，他曾经这样评价香港本土影视行业：这一批年轻的香港电影人有点像我们的前辈和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钱的时候，只能拍一些周期短、小成本的东西，反而要拼创意、拼技术。从这个层面来说，这拨电影人是重新出发了，香港影视行业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金都》是在香港电影发展基金创意主办的“首部剧情电影计划”支持下得以拍摄的。2018年受到该计划扶持的得奖者是黄绮琳的同学陈小娟，她的《沦落人》讲述的是两个底层人互相温暖的故事。“小娟获奖之后，跟我说这个计划很好，鼓励我参加。”当时，黄绮琳想参加，但不知道该写什么，她从小长大的地方就在金都商场的对面，那时候她就认定要写一个关于金都的故事。“写的时候我也是天天望着它写。”黄绮琳2017年3月动笔，最终赶上了8月31日“首部剧情电影计划”的截稿日，到了12月份，她收到通知，她已经入选了。
这个计划从开始以来，很多获奖作品叫好叫座，推出的年轻导演也都获得了金马奖和金像奖的肯定，所以《金都》整个筹拍过程非常顺利，和演员聊剧本、跟商户协调拍摄时间，一提到“首部剧情电影计划”，大家都有认知。随之而来的是，黄绮琳感到了压力，预算少、周期短，自己还从来没有长片拍摄经历。
“我的印象中，导演是很威风，在片场大声说话的那种人，但是我的性格很害羞，连坐小巴都不敢喊下车。”黄琦琳跟我回忆。后来演员邓丽欣跟她说，拍摄《金都》是她第一次需要主动跟导演沟通，以前都是导演见到她就冲过来问：“今天怎么样？故事怎么样？”黄绮琳不出声，坐在办公室里，这反而产生了另外一个效果，所有人都变得更加投入。剧组创作气氛特别好，会给她提很多建议，很多闪光点都是现场碰撞出来的。“我对他们感到很抱歉，预算那么少，但每个人都非常拼。”
黄绮琳聊起这部片子在拍摄过程中有很多因为预算带来的限制。在福建的戏因为预算不允许，申请许可没下来，最后只能在香港沙头角找到了相似的场景拍摄，大陆的空镜是后来补拍的。为了逼真，剧组制作了一条简体字条幅挂在路边，还有一个字写错了，黄绮琳笑言：“为了不穿帮，想办法遮了起来。”18天是这部片子从开拍到完成的时间，最赶的时候一天最多拍摄7场戏（整个电影60多场戏）。因为压力过大，黄绮琳在片场崩溃过几次。“那时候就想，啊，还不如回去当编剧呢。”
《金都》虽然是黄绮琳的处女作，但背后有许多前辈给予的指点。无论是在剧本阶段，还是初剪上映前，黄绮琳都把自己的作品给很多前辈看过。《半支烟》的导演叶锦鸿和《窃听风云》的导演庄文强都在不同阶段给过她建议。“我特别喜欢和有编剧经验的导演聊天，他们给的建议都好实际，我就坐在一旁把所有的建议都记下来。”黄绮琳觉得，做过编剧的导演有一种对文本精神更深的理解，这也是她在《金都》中表现出来的特点，让故事回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对话中。她觉得，虽然在影像视觉层面自己还有欠缺，但在文本上她下足了功夫。
《金都》的监制陈庆嘉是知名编剧，参与了1986年《英雄本色》的剧本创作，他看完《金都》初版后跟黄绮琳说：“伪造假结婚那个照片，如果换到一个家具店拍会有更强的效果。”黄绮琳觉得好，追加预算补了这个镜头。家具店的戏后来还成了黄绮琳在影片最后的点睛之笔：从婚姻中出逃的张丽芳打开手机，点了下单，为自己买了一款相中很久却迟迟未买的桌子。
到了后期，知名美术指导、剪辑师张叔平帮黄绮琳剪掉了一些旁支故事，让片子集中在张丽芳的女性视角。“我很感谢他们，每个人都很认真地跟我讲戏。”
口味变了
《东京爱情故事》中曾这样描述香港的女性：“全亚洲最难应付的女性，她们喜欢大呼小叫，小气，自以为是，对男性的要求多且高；但同时，香港的女性也是最自立、最能照顾他人，也最有拼搏意识的女性。”我想起来，黄绮琳在写《叹息桥》时曾经提到过“港女”，剧中也是以揶揄的方式提起的，就问她，你觉得什么是典型的“港女”？
她说：“港女是香港影视化的一个标签。但如果回归现实讲，我身边的女孩和我都不是所谓的港女。和香港以外的人接触，他们都会觉得，你一点都不港女，我觉得这是一种理解上的偏差。”这种理解上的偏差其实很好理解，一提到“港女”，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条件反射地想起TVB里的港女精英，独立、拼搏、时髦，对她们的身形、服装风格、爱情观如数家珍，但事实上这种“港味记忆”已冻结在了某个时代。黄绮琳觉得，“过去的类型化港片已经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远了”。
香港影视失落的原因众多，在创作环节上，类型片乏力、难以突破经典是其中之一；反而是近些年ViuTV推出了一系列面对香港年轻人的现实主义题材灵光一现，似乎让人看到了港剧复兴的可能。去年TVB放手一搏推出了《香港爱情故事》，将镜头对准社会底层人群的房子焦虑，跳脱出律师、高管、医生的舒适圈，反而搏回了一局。这说明，无论是香港的还是内地的观众，口味都变了。
现实中的年轻人都在关心什么呢？黄绮琳说：“其实这几年变化很大。前些年是房子和事业，现在大家反而更多地讨论公众社会层面的问题。”婚姻与自由无疑也是热议话题。“我之前读的是女校，我虽然没有特意去讲述性别议题，但是女性身份让我自然而然地就开始了这个故事。我属于那种自我为中心的电影人，拍电影不是想教导什么，只是想反映我观察到的生活。”
黄绮琳出生在香港，从来没有离开过香港独自生活。她的爸爸妈妈是比较含蓄、传统的人，他们从来不会在女儿面前拉手、亲嘴。“我小时候问我妈妈，我什么时候可以申请老公。我误以为结婚是政府派老公给我们，后来发现原来这和爱情有关。”黄绮琳一直觉得爸爸妈妈之间没有爱，而是传统观念让他们结婚。拍摄《金都》期间，爸爸生病，她自己的想法有了变化。“所谓自由，以为结了婚就没有自由，但其实自由不光是跟婚姻有关，也跟你的生活有关，或者跟两者都无关，是你自己一个人怎么去看待生活、怎么去选择。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有趣的地方就是连我自己这个创作者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金都》中关于婚姻和爱情的东西是黄绮琳自己一直以来存在的困惑，但她觉得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将女性视角延续到之后的创作中。黄绮琳在言谈之间并不着重强调女性身份，更像是用这部处女作“反刍”了一遍自我成长的经历。新一代电影人更愿意讲述和自己身边人有关的事情，这种反套路和诚恳恰恰是观众最需要的。
在《金都》拍完后不久，黄绮琳的爸爸过世，这部片子封存了她许多重要的回忆。爸爸躺在病床上，看过片子的初剪。在影片最后，张丽芳坐在福州的面馆里吃面，影片就此结束。黄绮琳说，其实她内心里在问的是，我下一步应该要去哪儿？从来没有离开过香港的黄绮琳认真地想，要去哪里生活一段时间？“30多年没有离开香港，不如去外面看看是什么样。”她在日本待了三个月，获得了不少创作的养分。“下一个戏我想聊聊人口流动的问题。”黄绮琳对“女性视角”的话题不太感冒，她喜欢听别人讲故事，然后写进自己的剧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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