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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蜜》：岂知聚散难期

时间：2023-11-23 02:44 来源：作者：网络阅读：次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并不是依靠真相活着，而是依靠记忆呢？

《甜蜜蜜》是关于背井离乡的群体影像记忆。 电影《甜蜜蜜》的开场，黎小军带着行李独自一人来到香港。这个城市虽陌生，但是它的繁华触手可及；它迷幻，但它充满无限可能。仿佛下了火车后，任何人只要登上那一部电梯就可以抵达它，抵达从地下到地上的转换。

这是每一个迁徙的人对一个城市最初有的体悟。为什么来？因为它代表了更好的生活，更多的机会，也代表了更多的危险。而荧幕上给我们的也正是城市琳琅满目的迷幻，华灯初上的美景。

初来乍到的黎小军，滑稽地穿着借来的西装出现在混乱的生禽市场应聘工作。作为一个内地有活力但不懂规则，对香港充满新奇向往的异乡人，他不懂得畏惧任何注视。他给未婚妻家书中写到：“亲爱的小婷，我已经找到工作，是干运输的，一点都不辛苦，每个月有两千多块，还有勤工奖。” 画面对应出现的是黎小军在瓢泼大雨中骑着自行车，车篮里放满了宰杀好的家禽。当他的身后出现一辆真正干运输的人的车辆时，观众会觉得黎小军辛酸又好笑。打肿脸充胖子的他如此表达，出于对这座城市的向往。

这让我想起了王小波：“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无所畏惧，自然如同王朔的《动物凶猛》一样茂盛。黎小军对这段经历没有怀疑或是回避。因为他在香港。在这个场域里，因为他年轻，所以他的生命有着无限可能，饱满而鲜活。除了在异乡，需要抱团取暖以外，也许这也是为什么李翘会爱上黎小军的原因。

广州来的李翘，身兼数职，在麦当劳、补习中心、花店等工作中来回切换。她在意自己的身份，在意别人知道自己不是香港人，生怕金店里的店员知道自己的工种等等迹象，都显示出了她在这个城市里的虚荣和胆怯。她见缝插针的工作，在黎小军的自行车的后座上，是唯一可以抬头张望这个城市的时间。她被他的单纯质朴和生命力所吸引。他们在这个城市的欲望很简单，就是活下去，然后留在这里。但他们的分别又是注定的，黎小军始终无法懂得她的欲望，不懂得她多么想在这个城市里体面地活着。

那一年看《甜蜜蜜》，是我出国留学的第五年。这部1996年的电影，在不同的时间里仍在上演。身边见过太多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和爱人，因为现实原因在异乡分离的故事。这是这部电影能够深入人心的地方，它早已经摆脱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变成了背井离乡人群的群体记忆。

后来再看《甜蜜蜜》，打动我的不再是他们怎样打拼以及他们的爱情故事了。反而是那个我从前没太关注过的早年就移居香港的姑姑。我想，这个是电影双重线索中最轻却牵动全剧，让整个剧情生辉的一笔。羊毛小卷，彩色眼影，她的出场像王家卫《重庆森林》里的金发女郎林青霞，不同的是那位金发女郎的暮年之时。

她总是穿着睡衣出场。这里，我们暂且不探讨睡衣背后的象征意义，但也因为这一服饰，从一开始姑姑活动的场所，她可以被允许存在的空间，就被限制在香港那个狭小的房间里。在这个空间里，黎小军叫她姑姑，她说：“叫我Rosie。” 她的前世，那段关于内地的名字开始，就被她否认了。

黎小军进到姑姑的房间，姑姑墙上贴满了巨星威廉·荷顿的照片和剪切的报纸。姑姑拿出一套西装给黎小军，她说你记得去洗干净后拿回来，他还会来找我要的。小军问是不是姑父，姑姑怯生生地点头，轻轻地说了声：“威廉。” 轻轻的一个动作，交代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交代了她对他的亲近、仰慕与克制。在这个狭窄的破败的空间里面，她一直在等待那个人。甚至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还经常清洗这件西装使它保持原貌。

岂知聚散难期，翻成雨恨云愁。

或许正是因为姑母当下的境遇，人们对超越种族、阶级、家庭背景、体态样貌的相恋，不仅是觉得离谱，还觉得可笑，一个贫民窟里的女人，每天和妓女住在一起，哪里有机会接触到威廉·荷顿，何谈相爱呢？

当黎小军身穿笔挺的西装跟着邻居去嘈杂的菜市场面试时，邻居说：“你姑母真的很疼你，她把醉猫的西装也给你穿。” 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件事的发生是真的。他继续说：“什么威廉？你姑母迷恋威廉荷顿迷到快疯了。有个晚上，她在荷李活道上碰上个醉猫，便对别人说他是威廉荷顿。”从那时起，在黎小军和观众的眼中，姑姑几乎是疯癫的象征，类似于痴人说梦，是这个有秩序有条理的社会里偏离的存在，因为她的记忆和群体记忆出现了不符。

电影叙述后期还有个细节，更加深了姑姑记忆的荒诞。 有一天姑姑问在学英文的黎小军：“写情书呢？学会英文将来帮我写信给威廉吧。” 姑姑甚至连英文都不会说，语言都不通，当初怎么和威廉·荷顿交流的？最终这一切只能解释成，威廉荷顿是她对美好爱恋痴迷的臆想。

后来姑母生病了。在破败的房间里，姑母不停地咳嗽，黎小军给姑母倒了杯水，谈到那天在电影里终于看到了威廉·荷顿，她的凝重的情绪慢慢舒展开，回忆起当初与威廉荷顿的相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香港拍《生死恋》，有一天我专程不上班，去旧山顶医院看他拍电影，后来他请我去半岛吃饭。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去半岛。” 在病重之时，对威廉·荷顿的回忆反而加深，不得不让观众遗憾姑母此时已经病入膏肓，记忆更加错乱了。

当黎小军再次回家，推开门，看到姑母躺在床上摊开的手。她一直喂养的小狗Lucky守在已经病逝的姑母身边。姑母的遗书里写道：“小军，我在香港只有你一个亲人，如果我死了。这房子和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了。我一辈子值钱的东西，全部在这个箱子里面。我一生最开心的那天，就是威廉带我去半岛吃饭。我乘他不觉，偷了我们用过的刀叉杯碟。现在偶然拿出来看一下依然是很开心的，可能威廉早已不记得我了，不过不要紧，我记得就可以了。而且，现在我那么老，那么丑，他不来找我也是好事。” 小军打开姑母信里说的木箱，里面放着姑姑去半岛吃饭的菜单，还有那张写着“半岛”的折叠餐巾，餐杯、别的餐具，还有姑妈年轻时候的照片，挽着威廉·荷顿。

对于这一次观影，似乎就是伴随着姑母的离去而结束了。关掉屏幕，我不知道作何感。当知道那些故事的人都已逝去或者离开，或者忘记；当这些记忆不再被共享，当它也无法借助物体承载记忆的时刻，那就是对那段经历的彻底否认吗？我们究竟如何证明我们曾经所经历的事件存在过？或是从不自我怀疑那些细节的真实性。

帕慕克写《纯真博物馆》的时候，构筑了一个广阔的自我记忆世界。当芙颂消失，凯默尔开始收集芙颂的一切，胸针，钢笔，手帕，别针那些曾经芙颂触碰过的物件。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广场某个拐角深处的居民楼上，为她，为这部小说建立了一个博物馆，存放她所有的物件，那些时时刻刻停驻的手表上的刻度时间。凯默尔寻找她，等待她时抽的一共4213个的烟头，都完整地永远地保留在伊斯坦布尔的这座小阁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