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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要素市场开放｜希尼泽：只要信披到位，消费者会理性选择

时间：2024-04-13 04:08 来源：作者：网络阅读：次

2020年上海基本建成四大国际中心，值此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之际，站在再改革、再开放
的新历史起点，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采访了浦东开发开放的亲历者、参与者，口述
上海金融要素
市场
对外开放那段峥嵘岁月。
上海钻石交易所是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一个成功而典型的案例，它的设立涉及上海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建设的具体操作，如何打破外贸、财税、外汇、海关等固有规制，与国际惯例接轨，决策者们大胆闯、大胆试，走出了一条部市合作、部委联合的协同创新之路。
澎湃新闻·智库报告栏目推出《口述
要素
市场
开放》系列，以上海钻石交易所创建及成长为样本，回首上海四个国际中心建设之路，望对中国未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进自由贸易，探索制度层面集成创新提供参考。
澎湃新闻王基炜制图
口述：
萨米尔·希尼泽（Shmuet Schnitzer）
采访：
颜南海、徐熙、姚建良
翻译、整理：
徐熙、鲁彦真、白璇煜
时间：
2019年6月24日
我们家族从1942年开始接触钻石生意，从我父亲开始已经经历了三代人。我的父亲摩西·希尼泽在欧洲出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父亲一家人在20世纪30年代末从欧洲来到以色列。

家族三代从事钻石行业
1942年，我父亲大学毕业，当时以色列的工作很难找，他也没想好干什么工作。后来，他在一家工厂从一名钻石焊接师傅干起，两三年后，升任到经理职位。这时有人告诉他：“钻石生意起来了，你去试试。”于是，我父亲就开始自立门户，为自己打工了。
当年，以色列的钻石工厂非常少。我父亲和他的一些朋友就想办法把戴比尔斯公司引进到以色列，为戴比尔斯公司寻找钻石加工工厂。这时候，我们的许多同胞纷纷来到以色列躲避大屠杀。在这些同胞中，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比利时安特卫普的犹太人除了带过来财富，还带过来自己的钻石生意经。
可以说，我父亲是竭力推动以色列早期钻石产业发展的人物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特拉维夫成立了以色列第一家钻石交易所。1968年，拉马特甘市政府给我父亲开出了很好的条件，比如宽敞的空间，能让所有的钻石工厂都在交易所附近等。于是，他将钻石交易所搬到了拉马特甘。
我们公司从20世纪40年代白手起家，一直成长到今天，非常不容易。1968年，我们建成第一幢大楼。1980年，建成第二幢大楼。2018年，以色列毛坯钻和成品钻总计出口额达到100亿至120亿美元。以色列是个小国，总人口只有900万左右，按照这样的比例，能达到100亿美元甚至更多的出口贸易额是非常惊人的。可见，钻石业是以色列的支柱产业。

1973年，我开始涉足钻石行业。当时，我还是一名法律系的学生，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一边读书，一边做钻石生意。1977年，我拿到律师执照，尽管我从未当过律师，但每年执照还是会更新。学习法律让我可以换个角度看世界，从不一样的角度看待钻石生意，我笃信人要有宽广的视野。自那时起，几十年来我一直很享受我的工作。
上海钻交所早期发展的最大盟友
我第一次访问上海是在1990年，是跟我父亲一起去的。当时中国还没有钻石行业，我父亲自己的公司M.Schnitzer&Co.跟上海市共同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叫“未来钻石”。那时候，上海的私营企业非常非常少，市政府的官员对钻石行业也知之甚少。由于外界对钻石行业的不了解，合资公司成立两年之后就倒闭了，很可惜。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中国市场。
1990年我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我们开会见面的地方没有任何餐饮，场面非常窘迫。现在我去上海，住着高级酒店，周围有公园，到处是高楼大厦，感觉自己在世界之巅。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的上海跟今天的上海有着天壤之别。尽管如此，当时上海市政府的官员已经跟我们提出了发展钻石产业的想法，提出想建造一幢钻石大厦。事实上，在上海建立钻交所的想法是我父亲最早跟他们提的。我父亲告诉市长以及与会的其他人，在任何国家想要发展钻石贸易，都必须成立钻石交易所。他们还讨论了在中国发展钻石产业的可能性，但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没有实际行动。我父亲告诉市长，说他是世界钻石交易所联合会（WFDB）的主席（我十年前也是WFDB主席）。他说：“世界钻石交易所联合会可以接受你们，只要

能推进钻石行业的发展。”但这事情后来不知为何就没了下文。
等再一次提起钻交所，是艾森贝克先生主动联系的我们。艾森贝克先生是一位以色列的亿万富翁，活跃在日本、中国等远东地区。他向我们提议建立上海钻交所，他跟一家上海的公司陆家嘴集团合作。于是，20世纪90年代，我们来过上海好几次，艾森贝克、伊扎科夫这些当时国际钻石界非常活跃的人，加上我父亲和我，一起与上海市政府的官员开过三四次会。
2000年5月，希尼泽（左二）等外方发起人来沪进行第二轮谈判时考察上海钻交所选址地。本文图片均由姚建良摄
真正推动上海钻交所项目进行的是艾森贝克先生。他深谙中国的人际关系，了解谁才是合适的项目人选，毕竟这不是一个小项目。艾森贝克与商界、建筑界的关系都很好，他是真正把项目做起来的人。可惜的是，我们在一天晚上接到中方的电话：“艾森贝克先生在北京过世了。”由于整个项目都是由艾森贝克先生来主导，一时之间，一切都停止了，再也没什么动态了。之后，这个项目就移交给了上海陆家嘴集团的人，我们就成了顾问。再之后，我父亲去世了，我就成了上海钻交所的顾问。伊扎科夫先生跟我一样，我们是上海钻交所最早的顾问。
2000年，我担任以色列钻交所总裁，邀请中国代表团来一起商量上海钻交所的运营框架。上海钻交所从以色列钻交所的模式中学到很多基础架构，从各个方面参考了我们的模式，比如，集中所有功能在钻交所大楼里，学习以色列钻交所的规章制度。当然，这些规章制度首先要符合中国的法律，但基本雏形都是来自以色列钻交所。因为我们想推动钻石业在中国的发展，所以，我们把自己所知道的都告诉了他们。简言之，我认为我们是上海钻交所早期发展的最大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