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的两场战争（羌汉战争引发东汉帝国内部矛盾）
一
东汉一朝，羌人逐渐代替匈奴成为东汉王朝最具威胁的边患。自从光武帝平陇右、收河西之后，较大的羌汉战役共有五次：第一次是从建初二年(公元77年)到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第二次是从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到元初五年(公元118年);第三次是从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到永嘉元年(公元145);第四次是从延熹元年(公元159年)到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第五次是从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到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一连不绝的羌汉战役险些贯串了东汉一朝，到东汉中后期更是此起彼伏、无有宁日。羌汉战役波及到东汉帝国的方方面面，造成了深远的汗青影响，范晔的《后汉书》中新设《西羌传》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东汉汗青上这一题目的凸显。
对象不同古已有之。从天然地理前提来看，秦陇一带既有适于农耕的黄土高原、绿洲和河间谷地，又混合着宜于游牧的草原地带，是一个典范的农耕和游牧文明领悟区，汗青上一向存在着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此消彼长的瓜代进程。山西地域逼近游牧民族的地理情形以及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混融的特性，使得山西文化有着浓重的"戎狄"色彩;而山东则是中原文明的中心地域，有强盛的经济、文化上风。直到战国中期，关东诸侯对秦国还是"戎狄遇之"。战国后期，秦国日渐强盛，东向拓地，山西自成一独立地区和山东诸国坚持。也就是从这个时辰起，对象的区域见识根基形成，对象抵牾开始凸显。秦国最终以锐不行挡的气魄同一了六国，成立了中国汗青上第一此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好像不行一世的秦帝国旋即二世而亡，对此虽然有很多表明，但个中的一个重要身分就是秦王朝低估了同一的帝海内部业已存在的对象差别和抵牾，急于强求同等。
西汉王朝成立往后，对象抵牾依然存在。关于西汉对象区域文化的不同及特点，《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和《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中的活跃描写早已为各人所熟知。而对付西汉一朝山东、山西人士在政治舞台上的际遇及彼此斗争，傅成功老师也有过精粹的说明和阐述，此不赘述。因为西汉帝国定都长安，客观上必需重视山西地域;而山东人士则可依附其雄厚的经济、文化上风，通过入仕、向山西移民等途径参加到中央政权中来;山东、山西两者之间政治重心成果和经济重心成果的分化，也使得帝国对象两大部门有很强的互补性、保持着一种动态均衡。正是因为西汉帝国对象之间有着频仍的良性互动和全方位的对流、保持着一种奇妙的均势，才使得对象抵牾获得较好的和谐，抵牾两边可以或许凝结在一个同一的大帝国下，不至于成长到水火不相容、严峻对立的水平。也是基于同样的缘故起因，才使得西汉帝国血脉周流，保持了相等的生命活力和成长张力，最终在汗青上呈现了一个朝气勃勃、空前强盛的西汉帝国。
二
东汉帝国定都地处山东的洛阳，山西的政治职位降落。固然三辅地域因为汗青的惯性，在东汉初期仍保持了相等的政治、文化上风和繁荣，但这事实已属于"斜阳的光辉"。三辅人士并不宁肯情愿政治中心职位的损失，曾多次向朝廷提出还都长安的提议，如京兆杜陵人杜笃就专门写了《论都赋》一文，恳请光武帝还都旧京。直到几十年后的章帝初年，"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然而，"青山遮不住，事实东流去"，此时山东、山西职位此消彼长的趋势已经难以改变了。
凉州地域的军事计谋职位同西汉对比也有所降落，这一变革和匈奴威胁的削弱以及西域计谋重要性的降落亲近相干。自西汉武帝通西域以来，汉廷对西域的动作均息争决匈奴题目接洽在一路。东汉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破碎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汉，匈奴权势对东汉帝国周边的威胁大大低落。但北匈奴的存在和扰乱仍使东汉帝国不得不重视西域的计谋职位和向背。正如永平十五年，针对北匈奴的不绝扰乱，耿秉所指出的那样："臣愚觉适当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复为折其左角，然后匈奴可击也。"很明明，要彻底办理匈奴题目就必需节制西域，而要节制西域又必需紧紧节制通往西域孔道的凉州。在这种计谋态势下，东汉初朝廷对凉州的计谋职位和军事代价照旧相等存眷的。跟着章帝元和二年北匈奴的西遁，困扰两汉的匈奴题目大大缓解，匈奴已不再组成东汉帝国的致命威胁。东汉帝国周边计谋名堂的这种重大变革，天然导致了西域计谋职位的降落。东汉一朝对西域的策划，远不如西汉那么负责;对西域的节制也是时断时续，很不固定。这当然有东汉国力降落的身分，但也是西域计谋职位降落使然。西域计谋职位降落的直接效果之一就是东汉朝廷对凉州的重视水平相对低落。
三
正是由于山西的政治职位降落，朝廷对凉州的重视水平相对削弱，才会在第二次羌汉战役初起时，东汉朝廷弃守凉州之议甚嚣尘上。东汉当局在弃保之间摇晃不定，很洪流平上由于朝廷这种彷徨不定的立场，再加上凉州"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和凉州的处所好处没有亲自的好坏相关，"并无守战意"、"畏恶军事"、"皆不愿用心恪守"。以至于本来起事时人数不多，兵器设备很是简略，军事、政治意图紊乱纷歧的"羌患"愈演愈烈。最终造成"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缺，六郡削迹，周千里，野无孑遗"，军费耗资达240余亿，绵延12载之久的庞大劫难。
在这次羌汉战役中，东汉当局固然因为要确保三辅安详和防备凉州处所权势坐大等缘故起因，没有采用放弃凉州的提议，但现实上照旧选择了部门放弃的政策：即在永初五年三月"诏陇西徙襄武，安宁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这种部门放弃的紧缩政策大大侵害了凉州士民的亲自好处。举家迁移异乡对凉州黎民来说，不只意味着生理和一般糊口的不风俗，并且会直接带来经济好处的庞大丧失。正像王符所说的那样："民之于徙，甚于伏诛。亡失财货类多灭门，少能还者。"正由于云云，黎民多"不乐去旧"，不愿迁移，于是当局采纳逼迫本领徙民，"发民禾稼，发屋室，夷其营壁，破其生业，强劫驱掠，与其内入，捐弃羸弱，使死其处"，黎民"落难分手"、"随道衰亡"，"其为苦痛，甚于逢虏"，在兵祸之外，又蒙受了更大的灾祸。这种部门放弃的紧缩政策不只无助于"羌乱"早日逍遥，反将凉州宽大公众推到了东汉当局的对立面。以是在下诏内徙后不久，即永初五年九月，就有汉阳郡黎民杜琦、杜季贡、王信等率众叛逆，反抗东汉当局，投向羌人一边。这样一来，羌汉战役已不光纯是一样平常意义上的民族战役。东汉帝国的内部斗嘴深深卷入到羌汉战役中来，使大势更为伟大，逍遥"羌患"题目变得更为棘手、坚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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