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发展的几个阶段（为什么在古代只有作家之文）(3)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月，曾有“一本书主义”，说只要写出一本书来，便可求名求利，终身受用。这桩交易虽说一本万利，但要出书刊行却绝非易事！于是乎，来自湘水边城的沈从文，便改了行，专意研究古代衣饰；茅盾也抛开林家铺子，放下笔来，做了文化部长、作协主席；而谁人舟行“荷花淀”的孙犁，也道“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心里凋谢，再无菡萏露角举叶，其本人，亦冷静的终老于编辑任上……但必需看到，老派作家搁了笔，并非就后无来者，一些抓住了“期间脉搏”的文人，很快被封为了“重塑民族魂灵的工程师”。于是乎，“文艺之事”便再也不是什么小我私人的一己私事了。云云一来，曹丕昔时“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立论，顿然一转，又返来了！哪怕只言片语，都也许成为一言丧邦、一言兴邦的“阶层斗争新动向”了——此时，怎敢轻言文乃“余事”哉？
直到其后国门打开，我们却惊奇地发明：“番邦”不知何时学了我们这个“古已有之”的制度，早就不去扶养作家了！作家在他们哪里，既非“奇迹编”，更不属于公事员——他们居然“回”到了我们一两千年之前的“文乃余事”上，此为进耶？退耶？在他们这种体制下，如果再指望一本小说、一篇陈诉文学、一首诗、一出戏，霎时刻便让世界上下为之惊动，已然千万不能了。此时，也只有在此时，我们若再回过甚去看看孔老汉子那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倒还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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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汉君
李汉君，自幼喜书，但读得多，写得少。及长，不外数年知青，数年大夫，数年编辑，随波而逐流，漂忽兮不定。转任文吏，缝裁嫁衣，方坐得几年小吉普，转眼又成田舍翁。于是复又埋首书堆，重操楮墨；煮字炼词心缠绵，纸上谈兵意沛然，无他，性本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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