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发展的几个阶段（为什么在古代只有作家之文）(2)
正因古代“文乃余事”，司马光在他的《资治通鉴》一书中，便不为汗青上那些以文名世的文人骚客们立传。他曾拿文学家与史学家作较量，说：“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很显然，在他的眼里，文章词赋，并非“政事”，文名再大，亦不干国，虽然也就没须要去存眷了。对付这件事，清初的顾炎武，和他的伴侣李因笃，也曾有过一番接头：
李因笃语予：“《通鉴》不载文人。如屈原之为人，太史公赞之，谓与日月争光，而不得书于《通鉴》。杜子美，若非‘出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则姓名生怕亦不登于简牍矣。”予答之曰：“此册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昔唐丁居晦为翰林学士，文宗于麟德殿召对，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谓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时彦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绝，问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尝以此记得居晦，今以是擢为中丞。’如君之言，其识见殆出文宗下矣。”（见顾炎武《日知录》）
这段引文翻成白话，大意就是：
李因笃跟我说：“《资治通鉴》一书没有记实文人。屈原的为人，司马迁说他可与日月争光，但《资治通鉴》却未载入。杜甫要不是由于‘出师未捷’那首诗，被重臣王叔文读到，生怕此刻连个姓名都留不下了。”我答复说：“《资治通鉴》一书是讲为政的，哪能谈及文人呢？唐朝的时辰，翰林学士丁居晦，曾在麟德殿受到过文宗天子的召对，其时就说要授予他御史中丞。到第二天发布委任圣旨的时辰，天子对大臣们说：‘丁居晦很适任这个地位。朕曾经问他时下文士杜甫、李白等辈四绝一事，他说：这不是君首要存眷的事。这让我对丁居晦印象很深，以是此刻抬举他做了中丞。’而你此刻的说法，见地，也只能在文宗之下了！”——这里不能不赞上一句：他们伴侣间的这种接头，简直又真诚，又坦白，令民气生敬意！
由此可知，从丁居晦以为诗文“非君上要知之事”，到司马光说“文者，儒之余事”，可谓一脉相承。
着实，古时辰没有任何官衔的“纯文人”，其社会职位是很低的。尤其是马背上的民族统治华夏往后，儒者就更不值钱了。据宋元时期墨客郑所南记实，元代，各类人的社会职位排序，一共被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儒者，居第九，仅列托钵人之前。以是，“文革”时一度呼常识分子为“臭老九”，想想，也算是言而有据的。
但凡间之事，每每就是这样：人不重我，我偏自重！于是乎，曾经是“文学青年”的曹丕就发声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要人们不行小瞧。简直，魏晋以来，士人开始有了“文学自觉”，于是便以玄谈、注书、吟诗、作赋为能事。常日里，抓住统统机缘，尽情示意自我，随处显得特立独行，尤其热衷于那顶“名人”的帽子。图名，归根结底是为赢利。这些人抢先恐后当“名人”，所求的，无非就是可以或许进入仕途。为此，有人还特意约请社会名士，来给本身品藻，然后拿出去到处鼓吹，为日后官家辟用造势。但到了隋唐，朝廷却改了路子，不再荐举取士，而回收开科取士了。于是乎，诗文作得优劣，便与一小我私人的出息直接挂起钩来。这时，“万般皆下品，唯有念书高”呼声渐起，宋真宗乃至以天子之尊，还编了一首只能算作顺口溜的“诗”，劝人念书出仕，并拿“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看成诱饵。于是乎，由念书而仕进，而出人头地，而显达，天然也就成了文人光宗耀祖的“正途”，成了通向繁华荣华的“金光大道”。
但在古代，官话只可反着听。天子老儿亲身出头建议“学文”，而且“诱以官禄德”，却刚好声名，谁人时辰，老黎民大多是不念书的。老黎民不念书，一是由于学校太少，二来，寻凡人家也其实上不起学，即便只要“一束修”，但晒成十条肉干来作学费，也并非家家户户都能办获得。这样一来，文盲便占了社会的绝对大都，乡下十里八村，一二识文断字者，天然就如白鹤立于鸡群了。于是便发生一个题目：那些“有文化”的人，他们若不能为国所用，每每便私下里谤议朝政，编排故事，成了公众举动和思潮的“领头羊”。以是，这些山林野泽里的“遗贤”，每每让朝廷直觉芒刺在背。
在古代，不只有“受业难”的题目，即即是满腹经纶，写出版来，要行世也很是坚苦。当时，学问的撒播，所靠的，多数都是“传习”，也就是传抄和记诵。《书林清话》上就说，“古书无刻本，故统统出于手钞，或节其要以便流观。”中国的雕版印刷，是隋唐时辰才鼓起来的。但在其时，一册书要刻版刊行，用度昂贵，毫不是一样平常文人所可以或许承担得起的。就算财力足够，出版，尚有个是否关碍朝政、主流社会是否允许的题目。说来也怪，汗青上那些有点文采的帝王，偏偏都是最能蹂躏糟踏文人的班头，以是，有清一朝，文化扣留反以嗜好舞文弄墨、处处赋诗题匾的乾隆为最甚。康、雍、乾三朝的笔墨狱，在中国汗青上，并不亚于“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乃至清代“朴学”大行其道，文士们一窝蜂的都跑去注经、考证、钻研古字古义，是否也与此有关，其实耐人寻味。
笔墨狱一兴，盛行草偃，人们无不把“沉默沉静是金”奉为圭臬。龚自珍有诗曰：“避席畏闻笔墨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所讥刺的，正是那些骨骼缺钙的无节文人，怕笔墨狱而逃席，为混饭而写“学术书”。但让龚老师始料未及的，是他死后百余年，本日的某些文人，反拿他的“稻粱谋”，作了“为钱而作”的遮羞布。于是乎，写曲儿的、作文儿的、画画儿的，即这凡间所谓“文艺之事”，俨然成了一个“致富项目”，成了一桩交易。岂不知，笔墨一旦和商号挂中计，便失去了它的独立性，染上了铜臭，其味道自不必言。这些人或者不知，这两句诗的后头，龚老师尚有更为愤慨的怒问：“田横五百人何在，莫非回来尽列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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