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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新：见证超高层建筑建造的“深圳速度”

时间：2024-04-13 04:13 来源：作者：网络阅读：次

陆建新
接受《深圳口述史》采访组采访。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效果图）
陆建新
陆建新，1964年7月出生于江苏海门，现任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华南大区总工程师。他扎根施工一线37年，辗转工作于国内外8个城市，参与44项工程施工，参建工程总高度超3600米，参与建设的深圳国贸大厦创下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深圳地王大厦创下“两天半一层楼”的“新深圳速度”，不断刷新世界高层建筑施工速度纪录，使中国钢结构施工技术从落后西方半个世纪跃升为世界一流水平。先后获得“国企敬业好员工”“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好人”“央企楷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称号。
口述时间
2019年8月12日下午
口述地点
深圳中国钢结构博物馆
原标题：
陆建新：见证
超高层建筑建造
的“深圳速度”
深圳晚报2019年09月02日讯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创造出当时的中国第一高楼和亚洲第一高楼的建筑奇迹，创下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两天半一层楼的“新深圳速度”。作为一名建筑人，很荣幸这些“奇迹”我都参建其中。37年来，我参建的摩天大楼总高度超过3600米，见证

了深圳乃至中国超高层建筑建造
技术水平从落后到国际领先的壮阔发展历程。
壹
18岁那年我收拾行囊南下深圳，参与建造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地标建筑——深圳国贸大厦。
满怀憧憬来到深圳
1964年，我出生在江苏海门县麒麟公社长安大队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家里兄妹三人，我是老大。我从小就爱读书，顺利上了初中，而且成绩拔尖儿。1979年中考后，我背井离乡，辗转坐上了南通前往省城南京的大客轮，踏进了南京建筑工程学校（现为南京工业大学）的大门，就读勘测系工程测量专业，开始了我三年的学习生涯。
1982年6月底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位于湖北荆门市的中建三局一公司，从事建筑施工测量。在我刚适应工作环境不久时，我听说公司要在深圳建一栋地面50层、地下3层的高楼，看到好多人都被调去了深圳。
原来，当时中建三局一公司承建了中国第一栋超高层建筑大楼——深圳国贸大厦项目，因为工程需要大量人手，公司调了好多员工南下深圳。当时，我对深圳毫无概念。
后来，我对深圳的想象均来自于同事从深圳寄来的信里，货品琳琅满目的商店、热火朝天的工地、衣着靓丽的青年……我羡慕极了，渴望去深圳见识一番的念头冒了出来。
听说国贸项目上测量人员人手不够，不久我就接到调我去深圳支援的通知。我很兴奋，在1982年10月，与同事一起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到了深圳后，我俩走到深圳火车站外的广场上坐车，当时没几趟公交车，马路并不宽敞，一路颠簸到了深圳国贸大厦项目工地。我们当时住的宿舍叫“竹楼宾馆”，其实就是用毛竹搭建的两层简易房。白天在工地埋头苦干，晚上在简易房里睡觉，偶尔去繁华的东门老街逛逛，很难想象，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见证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初出茅庐见证“深圳速度”
深圳国贸大厦的建造可谓一波三折。当时我国建筑普遍采用翻模施工，深圳国贸大厦要是用翻模施工的话，建一层楼至少需要7到10天，地上50层，则一共需要500天。显然，这样的工期不符合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要求，必须采用高效的滑模施工新技术。
通俗地说：传统的翻模施工像是手工订制，而滑模施工则像批量生产。令人沮丧的是，项目开始滑模进行了三次提升试验，混凝土墙不是拉裂就是塌落，均以失败告终，各方质疑纷至沓来。但公司顶住压力，在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第四次试滑一举成功，全工地都为之欢呼，为之后创造“深圳速度”奇迹埋下伏笔，当时大型建筑滑模施工的成功应用，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深圳国贸大厦的滑模施工每20厘米提升一次，我就一次次地用激光铅锤仪测量，一次次地进行纠偏校正滑模平台，以保证大楼的垂直度。到了第19层之后，建筑速度达到三天一层，当时被誉为“深圳速度”。同时，深圳国贸大厦整体垂直度偏差不超过25毫米，优于我国建筑垂直度偏差不超过30毫米的验收标准，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深圳国贸大厦成为了我职业生涯参建的第一个“地标建筑”，18岁的我根本没想到，在未来的37年里，我成了参建“地标”的专业户。
贰
吸取国内外先进技术经验，创新测量方法见证两天半一层的“新深圳速度”。
首次“触电”超高层钢结构建筑
如今，钢结构技术广泛运用在建筑领域，我国的钢结构建筑也随处可见，但在30多年前可不是这么一回事。1984年，在深圳国贸大厦不远处，我国第一座超高层钢结构建筑——深圳发展中心动工兴建。
深圳发展中心项目建设采用国际招标的方式，我们公司中标了。我们认真研究测量方案，反复校核安装精度，天天爬上爬下地盯着大楼看，拉着同事一块儿瞧：“你看这大楼歪不歪？”事实证明，我们做到了，深圳发展中心至今仍不偏不倚屹然挺立。
受到启发钻研测量方法
在此之后，我陆续参与建设上海国际贸易中心、上海太平洋大饭店（现在叫威斯汀酒店）等建筑。10年后，我到了而立之年，也迎来了当时亚洲第一高楼——384米高的深圳地王大厦的破土动工。
我当时是地王大厦钢结构项目的测量负责人，业主方请了几位来自中国香港的测量工程师指导我们，那时我才见识到了踞顶测量的测量方法。
以往我们是站在下面楼承板上架设经纬仪进行测量，测钢柱垂直度，再换算出柱顶偏差。只见测量工程师手脚灵活地爬到柱顶上，用钢尺进行测量，精准度比我们高。这种追求精准的专业精神让我从中受到启发。

经过反复钻研，我摸索出一个办法：采用传统的经纬仪垂直度观测与激光垂直投点量距两种测量方法，建立双观察复核系统。即便如此，更大的挑战在于高空作业，我必须走到对面的测量作业点去，但那时还没有完备的安全保护措施，凌空走在不到一巴掌宽的钢梁上会像独木桥那样轻微甩动，我不敢站着走，就跨坐在钢梁上，两手抓着一点点往前挪。
见证“新深圳速度”
囿于当时施工条件，深圳地王大厦项目主体结构建到100米高了，可临时施工电梯还没装好。我每天上班要背着10多公斤重的测量经纬仪，手拿三脚架爬25层楼，一天至少上下两个来回。
那时我住在梧桐山半山腰一栋临时房里，有时因加班赶不上公司的班车，只能坐公交车回住地，下了公交车还得走好长一段路，再爬一段300米长的山坡才到宿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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