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哪个是四大名著（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关系三论）(3)
这里写明白是孙刘联军配合大破曹军，焚其舟船，曹军遇疾疫只不外是其败退的次要缘故起因；然而，孙刘两家，谁主谁次，却不清晰。《蜀书·诸葛亮传》着重写了诸葛亮说服孙权联刘抗曹的进程，然后交接功效：“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不清晰的处所照旧不清晰。而《吴书·周瑜传》所记则又有区别：
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月朔征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耐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个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准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张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生气。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灭顶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
裴注引《江表传》对火烧赤壁的景象，论述更为活跃。这些记实，突出了吴军在孙刘同盟中和主导职位，突出了“火攻”的要害浸染。
由此可见，仅凭《三国志》的记实，人们很难全面掌握战争的委屈和抉择胜败的基础身分，这些零星的史料确实无法组成小说的叙事框架。而《资治通鉴》充实验展编年体史书的上风，对这些史料加以排比、辨析和清算，第一次写出了一场首尾完备、因果理解的赤壁大战，战争的各个环节清楚地出此刻人们眼前：曹操南征――刘琮不战而降――刘备败走夏口――诸葛亮出使江东――孙权决计抗曹――曹军初战倒霉――黄盖献火攻之计――黄盖诈降，火烧赤壁，曹军惨败――曹操败走华容道。这一首尾完备的汗青记实，为《三国演义》写赤壁大战提供了根基的叙事框架。《演义》中的赤壁大战，从因由、决定、定计、决斗到下场，总体外观与《资治通鉴》大抵同构；尽量《演义》虚拟了“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计”、“阚泽密献诈降书”、“庞统巧授连环计”、“横槊赋诗”、“借春风”等出色情节，但那首要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增进情节波涛，却没有改变整个战争的根基名堂和成长历程。
同样，考查《三国演义》中的其他重要的情节单位，如诸侯联军伐罪董卓、官渡之战、刘备取益州、吕蒙袭取荆州、夷陵之战、孔明北伐等，其叙事布局框架，首要也是由《资治通鉴》提供的（某些以虚拟为主的情节，如“过五关斩六将”、“七擒孟获”等，不属这里接头的范畴）。乃至可以说，《演义》全书的叙事布局，从全国大乱到三分鼎立，再到三分归晋，首要框架也是参照《资治通鉴》的。其次，《通鉴纲目》也起了重要的提醒浸染。
（三）不宜简朴地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
因为《三国志》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最根基的史料，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普通演义》等部门明代《三国》版本又有“晋平阳侯（相）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题署，有的学者便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我以为，这一说法是不足确切的。
起首，从成书进程来看。《三国演义》当然以史书《三国志》为首要的史料来历，但同时也大量秉承了民间三国故事和三国戏的内容；就驳倒倾向、主线配置、叙事时空处理赏罚等方面而言，后者的影响也许更大。尽量罗贯华夏作书名也许包括“三国志”三字，但这只是表白了作家对陈寿的恭顺和借史书以进步小说职位的愿望，毫不料味着小说是在亦步亦趋地演绎史书《三国志》。综观整部小说，是在史传文学与普通文艺这两大体系恒久相互影响、相互渗出的双向建构的基本上，通过作家天才的缔造，才成绩了这部煌煌巨著。
其次，从头脑内在来看。我曾经指出：“《三国演义》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具有极其博大而深挚的头脑内在。罗贯中以三国汗青为题材，融汇本身的亲自经验，举办了深刻的汗青反思。……总之，《三国演义》如统一个庞大的多棱镜，闪射着多方面的头脑色泽，给差异期间、差异阶级的人们以汗青的教益和人生的启迪。”“《三国演义》丰盛的头脑内在，首要示意在四个方面：1．对国度同一的憧憬。……这是《三国演义》的政治抱负，也是其人民性的突出示意。……2．对政治和政治家的选择。……‘尊刘贬曹’的头脑倾向，早在宋代就已成为有关三国的各类文艺作品的基调，罗贯中只是适应宽大公众的意愿，担任了这种倾向……‘尊刘贬曹’首要反应了宽大公众凭证‘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尺度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选择，具有汗青的公道性……3．对汗青履历的总结。……突出夸大了争取民气、延揽人才、重视盘算这三大体素的极度重要性。4．对抱负道德的追求。……在这里，他打起了‘忠义’的旗帜，把它作为臧否人物、评判长短的首要道德尺度。……就主导方面而言，它反应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代价观、道德观中起劲的一面，值得后人批驳地接收。”①可以说，《三国演义》站在特定的汗青高度，博采传统文化的多种养分，交融宋元以来的社会意理和道德见识，“演”的是中华民族精力、中华民族文化之“义”，而不只仅是史书《三国志》之“义”。
再次，从艺术成绩来看。我曾经指出：尽量罗贯中异常重视抓住汗青行为的根基轨迹，再现史实的根基框架和成长趋势，“然而，在详细编织情节，塑造人物时，罗贯中却首要担任了民间普通文艺的传统，斗胆施展浪漫主义想象，大量举办艺术虚拟，运用浮夸伎俩，示意出浓郁的浪漫情协调传奇色彩。”“这种粗看好象与汗青‘相似’，细看则随处有艺术虚拟、时时与史实相进出的环境，在整部作品中触目皆是。这种虚实团结，亦实亦虚的创作要领，乃是《三国演义》的根基创作要领，是其最重要的艺术特性。”②这种创作要领和美学气魄沤背同更不能说是“演”《三国志》之“义”。
总之，我们既要充实重视《三国志》对《三国演义》的影响，又不该过度强调这种影响。只有这种，才气对《三国演义》的成书进程及其头脑艺术成绩作出科学的评价。
注释：
①拜见拙著《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22－27页，东风文艺出书社1999年1月第1版。
②拜见拙著《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6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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