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木矿难:井下疑遭“冲击波” 遇难者多为外包矿工(2)
资料显示,百吉矿业早在2013年,就将生产业务托管给山东鲁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鲁泰的一名矿工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共有一百多名矿工在百吉矿业工作,都是持证上岗,不少人都已经在此工作四五年,从未发生过安全事故。
连采队的齐勇,在五六家煤矿干过,他觉得,百吉煤矿对安全抓得很严。每天下井前,班长都会给矿工开班前会,告知井下状况,并强调安全事宜。“每天必须去,迟到不去都要罚钱。”此外,矿上要求下井工人佩戴头盔、矿灯、防毒口罩、定位仪等装备,下井前会有人专门检查。作业时也会有专业人员下矿检查,一个班查两次,一天四次。
每天,齐勇都要开车在巷道内往返多次,在他看来,井内墙壁的防护挺结实,通风也好,平时感受不到危险的信号。在此工作多年的矿工杨华也认可齐勇的说法,他称,不少矿工也是觉得安全才常年在此。
据济宁市国资委官网消息称,自鲁泰控股成立以来,连续五年实现安全生产。2018年5月,其所托管的百吉煤矿、亿隆煤矿顺利通过陕西省煤监局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验收。
2018年6月27日,陕西省煤炭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局官网公布《关于公布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煤矿名单(第三批)的通知》,文件显示,百吉矿业为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煤矿,享受国家激励政策,其中包括在地方政府因其他煤矿发生事故采取区域政策性停产措施时,原则上不纳入停产范围。
事实上,在煤矿众多的神木,矿难并不罕发。
据媒体报道,2008年7月1日上午,神木县汇森凉水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凉水井煤矿,发生一起井下重大中毒事故,事故先后导致13名工作面检修工人、5名矿中组织自救的职工共计18人中毒身亡。事故发生地是矿井首采工作面,工人们设置了36个炮眼,使用近1800公斤炸药强制放顶,大药量爆破作业后烟尘扩散,工作面严重缺氧,烟尘中存在大量一氧化碳气体,导致18名工人先后中毒身亡。
2016年1月6日上午,神木孙家岔镇刘家峁煤矿发生一起井下塌方事故,并伴有大量烟尘,最终11人遇难。
对于百吉煤矿此次事故,多名矿工透露,虽然目前调查结果还没出来,但有经验的矿工都判断事故存在不当操作。
百吉煤矿从业多年的支护工周明告诉记者,事发当天,自己是夜班,早上九点出井。他的工作,就是在事发作业区附近做支护工作。“表面上看,井下的安全做得还可以,基本符合规范,但在操作中也会有一些违规的地方。”周明称,矿下的违规行为并不严重,可以说是各家煤矿生产时都会触及,但如果遇到“放炮”等操作时,可能就会酿成事故。但对于具体违规行为,他并未说明。
新京报记者从榆林市委宣传部了解到,1月14日,神木市公安局依法对神木市百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张某某和神木市百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李家沟煤矿矿长胡某某、安全矿长王某某、生产矿长牟某某、总工程师屠某某、掘进队队长张某某6人进行刑事拘留,并冻结企业银行账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另据榆林市纪委监委通报,1月14日下午,榆林市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神木百吉矿业李家沟煤矿“1·12”事故惨痛教训,认真反思全市安全生产存在的问题,抓好全市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全市所有炮采、残采和45万吨以下煤矿立即停产,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坚决打击整治违法承包、超能力生产、假图纸、超层越界、私挖盗采、不安全方法采煤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即日起,由市级领导带队,抽调能源、安监、公安、国土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和技术人员组成4个联合执法检查组,对全市263个煤矿逐一进行排查,并邀请第三方进行评估。不管是国有矿还是民营矿、大矿还是小矿,该限产的坚决限产,该停产的坚决停产,该退出的坚决退出,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带病”组织生产。
外包的矿工队
新京报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除了托管方鲁泰集团的矿工外,百吉矿业还有一批矿工来自“外包”团队。而遇难的21人,大多为外包矿工。
“外包”矿工都来自神木以外地区。杨华、周明、齐勇等人都在其列。“外包”团队中,有运煤的车工,也有在井下作业的铲车工,还有安全员、支护等。
周明告诉记者,此次遇难的矿工,有13人来自陕西汉中。他们算是煤矿的临时工,没有编制,多劳多得。新人进矿,经过安全培训后就可以下井干活。
一位遇难矿工遗留的工作服上,印着“炜源建设”的字样。他的工友证实,这正是“外包”公司的名字。记者查询发现,这家公司注册于2017年,经营矿山建设工程、井下掘进工程等业务。
昨日下午,新京报记者致电该公司负责人陈某,询问矿工外包情况,对方以不便为由拒绝。
齐勇称,鲁泰集团的矿工有正式合同,住职工宿舍,有职工食堂。而“外包”团队只能租住在煤矿边的村子里,其中以紧挨煤矿的大寨村居多。一名村民称,前几年煤矿效益好的时候,村里住满了外包工,有些只能住到其他村子,房租也高过现在。
村子里住的矿工,多是熟人,绕几户人家,不是亲戚就是老乡。如今,大寨村最多的,仍是来自陕西西南汉中市的矿工。杨华说,工友多是农村人,年纪轻轻就下矿,有人来神木落脚后,就会吆喝其他人过来“一起赚钱”。
1月14日,新京报记者在大寨村看到,村里至少停着5辆煤车,敞篷、熏黑、破旧。
齐勇告诉记者,他们每天上班时,就开车下井,把煤运出来,一车拉10吨煤,矿上扣除1吨后,按每吨12元计算工钱。少的三五车,多的七八车,一天最多进账千把块钱。
齐勇这几年一直在煤矿转悠找活儿,一个月前来到大寨村。2万元存款,他花去一万多元买了辆二手煤车。干了一个月后,矿上通知,腊月十七放假。没承想,临近放假了,却出了这么大的事故。
对于矿工来说,井下安全是他们考虑更多的问题。
在大寨村住了3年的丁辉说,跟以前干过的煤矿不同,大寨村租住的矿工流动性并不大,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煤矿还算安全。
遇难者刘珉是村里住了六七年的老外包工。家人说,这里曾让他觉得安全。他跟妻子在村子租了间民房,选在靠近马路的坡上,月租300元。
刘珉和妻子似乎做好了长居此地的打算。他还买了辆小轿车,琢磨着接点跑车的活;3个月前,妻子在村里开了一家肉夹馍店,挂着陕西特产的招牌。周明说,刘珉人和善,老乡也会约起来去他店里吃几顿。
事故后的“矿工村”
事故发生当晚,大寨村彻夜不眠。
有人站在山头向井口观望,有人在屋内抽烟等待,也有人冲到井口声嘶力竭。
24岁的程成错过了给女朋友打电话的时间。晚上,他女朋友打来电话的时候,房东告诉她“出事了”,她回了一句“不可能”。
程成在矿上干了两年,攒了点钱,去年过年,他去女朋友家提了亲,打算今年回家结婚。他在遇难矿工里,应该是年龄最小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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