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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果仁口述中国｜生了三个孩子，这位瑞士医生又收养了一女儿

时间：2024-04-13 03:46 来源：作者：网络阅读：次

1969年出生于瑞士
，苏黎世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妇产科医生
。曾在瑞士
工作七年，在南非工作两年，1997年与丈夫一起首次到访中国
。2005年来到中国
天津，在一家国际诊所工作，2007年至今在西宁的青海红十字医院从事临床工作。育有三个
孩子
，并在中国收养
了一个女儿。
我在一个拥有许多葡萄园的美丽的瑞士村庄里长大。我家有四个孩子
，我是老三。我父亲拥有一家葡萄酒公司并且还制造瑞士知名的起泡葡萄汁。我们家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89年，当时青岛市科学技术协会正在寻找我父亲专业领域的专家，他们请我的父亲去那里教授优质葡萄汁酿酒工艺。1990年夏天，父亲与母亲一起在青岛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并在不同的国有葡萄酒公司讲学。那时候，中国许多工作还依靠人工劳动。街上骑自行车的人很多穿着工作制服。我父母对中国人的热情款待印象深刻，他们甚至被邀请与青岛副市长郑先生共进晚餐。实在是太荣幸了！
1989年，鞠瑞欣的父亲（中）在青岛。
我父母去中国时，我刚开始上苏黎世大学医学院。我对其他国家的文化非常感兴趣，于是加入了一个为国际学生组织活动的学生团体。在大学的自助餐厅，我们有时会遇到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尽管他们在研究领域非常聪明厉害，但却败给了刀叉，也不习惯西方食物的奇怪味道。我们很容易就成了朋友，我也在阿尔卑斯山的年度滑雪营中教许多中国学生如何滑雪。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了很好的职业发展，有些人已经以教授的身份回到了中国。

1997年，我的丈夫乔纳森和我作为年轻医生
首次来到中国，一方面是为了去北京、广州和桂林等地旅游，另一方面是为了拜访在中国读研究生的瑞士朋友。所以行程也把我们带到了天津和哈尔滨。我记得我们和我们的东道主在北京的街道上骑车、参观天坛。当我四面环绕着数十个骑手时，我恐慌到不知如何右转，最终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右转成功的。街上几乎没有私家车，大多是自行车和公共汽车，当然还有天津的黄色“面包”出租车。多年来我们一直关注着交通的变化：现在街道上都是私家车，但公共交通也很好，而且在很多城市都有地铁可以避开地面拥堵的交通。多年来，自行车在许多城市几乎消失了，但在过去的几年中，共享单车冒了出来，“绿色自行车道”已经回归了。
在瑞士完成专业领域的培训后，我到了妇产科工作，丈夫在普通外科和创伤科工作，我们在南非度过了两年。南非在很多方面和中国类似：城市发达，但许多乡村地区仍处于发展中状态。我们先是在南非农村地区的一家三级医院工作，在那里我们从经验丰富的顾问那里学到了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制作好药。就像在青海这里一样，我们的许多病人只有在病得很严重时才来到医院。即使在南非农村，我们也有机会与中国医生合作。在南非的第二年，我们在开普敦的一所大学医院工作，在那里我和我的丈夫分别接受了新生儿科和小儿外科手术的培训，以增加我们在原有培训领域之外的经验。在开普敦的最后一个月，我们的龙凤胎降生了

！
在瑞士短暂停留后，我们于2005年2月搬到天津，那时双胞胎只有3个月大。我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避开二三十人围观我们的“洋娃娃”。
相比南非郁郁葱葱的大自然，天津是一个没有太多绿色或颜色的城市。然而，在为2008年奥运会做准备时，这个城市实施了一个“美容计划”：树木和花卉种植队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绿化城市，整个城市都得到了“整容”。新的现代建筑物和美丽的新住宅区是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建成的。每天骑自行车到语言学校的路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水滴足球场建设的进展，以确保“咱们的”体育场成功举办第一场国际足球比赛。
我们在天津学习了两年半中文。这是一段令人羞愧的经历，因为在一开始时，我感觉自己完全是文盲。我首先得学会中国小孩水平的中文，当时我在一家国际诊所的妇科门诊工作，每周一次都要用到中文。
我的丈夫也结识了当地的一些医生，其中一位是叶博士，他是天津骨科医院的高级顾问。他表达了自己对物理治疗教学的渴望。在传统的中国思维中，患者需要在手术后休息。然而，在外科手术后，最重要的是尽可能早地动员患者快速恢复功能，否则关节会迅速变硬并缩减活动范围。在叶博士的邀请下，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几位物理治疗师来到这里，举办了一个为期两周的物理治疗研讨会，邀请了天津各大医院的骨科和康复科医生。虽然有些人非常急切地想要学习新的理念，但也有一些人有别的看法，认为不需要学习。

我的丈夫也有机会在天津市肿瘤医院协助做肝脏手术。虽然他觉得自己以前曾在瑞士与优秀的肝脏专家合作过，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这位
天津教授拥有大量的中国病例，因此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操作技能，并且他本身就出类拔萃，看他操作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精度高、操作时间短、出血量少。
在天津待了两年后，我们的第三个
孩子提蒙出生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在中国，传统上女人生孩子后一个月内不可以外出。在此期间，也不能洗澡或洗头发，要保温、避风。因此，在剖宫产两天后，我渴望逃离这个环境，回家享受淋浴。尽管是在寒冷的冬天，我还是很快就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在产后一周拜访了朋友，两周后骑自行车去了语言学校。中国的邻居和朋友都摇头，但后来得出结论——西方人肯定有不同的体质。
2007年10月，我们认为我们的普通话水平已经适合在中文环境中工作了。曾在天津语言学校学习的朋友介绍我们到西宁的青海红十字医院工作。我感觉张建青院长非常开明，他组织了外国专家的教学访问，渴望与西方医生交流学习。他也同意聘请两名外国人，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医院里一直以来开展的业务。张院长立即为我们提供了就业、住房等方面的全力支持，医院对我们的行医许可和签证文书等事情也给予了大力帮助，并且给我们公平的工资待遇。

在2005年，我们第一次去青海红十字医院时，医院有大约400张病床。在2007年我们搬到西宁前不久，医院新增了一栋高层建筑，变成了有1200张病床的医院，并且拥有大量的现代化设备，其中一些工作人员仍在学习如何在日常工作中运用它们。随着这样的扩展，培训年轻医生以满足快速增长的患者数量的需求也很紧迫，所以这里似乎有足够多的工作要做。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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