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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浩成、尉文渊口述历史：上海证券交易所如何创建

时间：2024-04-11 04:46 来源：作者：网络阅读：次

不要怕，大胆干！
龚浩成
：
上海
证券交易所筹建时有个“三人领导小组”，它是1989年12月2日在上海
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由市委领导宣布的。这三个人分别是：时任交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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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股)董事长兼行长李祥瑞，时任上海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的我。李祥瑞于1997年1月因病去世。贺镐圣因病记忆力严重衰退。我虽已90岁高龄，但因筹建上交所是件大事，所以至今仍清晰地记得。
龚浩成
简历：
1927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47年就读现上海财经大学前身的上海商学院银行系。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后任副校长。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起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代行长，1987年任行长。1989年为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位负责人之一。交易所成立后，任交易所常务理事，后主持理事会工作。
市委的这次会议，是研究如何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与会的有市委常委、市政府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也应邀到会。会议除邀请我们三位外，上海其他银行的行长和市体改办的相关领导也参加了会议。此外还邀请了两位理论界代表，即华东师范大学老教授陈彪如和上海财经大学年轻的金融系副主任刘波。会议由时任市委书记朱镕基主持。主要议题有两个：一是要不要引进外资银行；二是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第一个议题大家没有不同意见，一致认为已经到了该引进外资银行的时候了。对第二个议题则顾虑较多，认为问题比较棘手，主要是：中国究竟能不能搞股份制？国有企业改成股份制会不会私有化？发展资本市场会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搞股票交易会不会助长投机，扩大贫富差距，甚至引起社会不安定？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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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股)把储蓄的钱拿出来买股票，会不会影响国有银行吸收资金的主渠道作用？等等。
会上，市委领导和我们三位各有一段问答。他们先问李祥瑞：“老李，你看交易所可不可以建？”李祥瑞回答说：“我看还是有点风险。”“什么风险？”老李说：“主要是政治风险。”他们又问我：“老龚，你认为怎么样？”我从经济条件上作了分析，认为建立交易所急了一点，早了一点：“现在有条件上市的公司太少。最好有100家到200家公司具备上市的条件，其中的50家到100家能够上市，到那时建立证券交易所就会水到渠成。”他们又掉过头来问贺镐圣。老贺的回答是：“不要管它，先建立起来再说，在建设中发展壮大。”
在听取了刘鸿儒和与会其他同志的意见后，市委主要领导说，上海要加大金融改革的步子，重现昔日国际金融中心的风采，首要的工作是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和建立证券交易所，这是改革中两个最迫切的问题。建立证券交易所，发展股票市场这项工作要大胆做，尽管有阻力，有一点政治风险，但是上海如果不采取一些深化改革的措施是搞不下去的。企业资金紧张，负担很重，今年承包基数难以完成，明年将更困难。再不采取措施，上海怎么能为国家多作贡献？所以金融问题的研究意义非常重大。我们要为此作出努力，加快改革的步伐，树立上海新的形象。
最后市委领导拍板决定，成立由李祥瑞、贺镐圣、龚浩成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李祥瑞为组长。老李1928年出生在扬州，1949年到中国人民银行工作，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财经大学毕业，曾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是我的前任，后来他奉命重建交通银行，并任交行董事长、总经理。贺镐圣改革开放后一直研究和主抓体制改革，是个改革意识强、有思路、敢负责的改革专家。

当时证券业归中国人民银行管，创建证券交易所又必然会碰到许多改革的难题，将两家形成合力，有利于攻坚克难，把交易所建起来。同时市委领导又明确了两条：一是“三人小组”的工作直接向市长汇报，对市长负责；二是一年之后的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要开业。市委领导还强调，对筹建交易所，对外要大力宣传，对内要低调，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影响工作的开展。他们鼓励李祥瑞和我说：“你们不要怕，出了事由我们负责，你们还在第二线呢。”直到上交所成立了，他们才向我们“交底”，在成立上交所的问题上，向中央请示过，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鼓励我们不要怕难大胆干。
这次会议的背景是，在那年春夏之交后，国外对我国改革开放持怀疑和抵制态度，西方七国集团还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导致大量外资撤出。面对这样的严峻局面，这次会议的召开表明我们将继续向世界敞开大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同时也是为即将宣布浦东开发开放积极做好准备工作。浦东的开发开放，将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和机制起到先行先试的作用，是要建成中国的金融核心区。作为金融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创建理所当然地被列入浦东开发开放的大计之中。现在回头看，这些事关国家重大战略举措的提出和实施，是很有改革的气魄，很有政治意义，也是很富有远见卓识的。

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利用资本市场
会后，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开展起来。“三人小组”的办事机构设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管处。具体工作分四个方面：一是统一思想协调工作；二是制定法规和制度；三是交易场所的建设和运行机制的设计；四是为交易所运作准备人才。筹备工作后期，时任上海市体改办副主任的楼继伟也参与了进来。
自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姓社姓资”的争论没有断过，但争论归争论，摆脱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束缚、探索市场化配置资源的脚步没有停止过。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国务院成立了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刘鸿儒任组长，制订的金融体制改革初步方案中第一次提出要建立证券交易所，还提出允许企业用发行股票、债券的方式直接融资等。
此后，在全国的一些地方，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转换成股份制企业、内部集资发行股票、有价证券柜台交易、信托投资公司和证券公司创立等都陆陆续续迈出了一些步子。到1988年全国有61个大中城市开放了国库券流通市场；到1989年有100多个城市的400多家交易机构开办了国库券转让业务；1990年全国累计发行各种有价证券2100多亿元，累计转让交易额318亿元，中介机构网点达到1600多家。这些资本市场的嫩芽在顽强地顺势破土萌发。主管这项工作的中国人民银行也因势利导，1986年刘鸿儒组织央行在全国的13家分行的行长专门到日本野村证券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习，我是学员之一，很开眼界。回国时，我从野村证券要了两箱子相关书籍和规章制度等文本，还撰写了6篇论文。这些都为上交所的筹建作了一定的铺垫和准备。我们还得到了一套中国台湾证券市场的法规汇编，对我们的工作也有诸多帮助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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