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什么小人物值得看（程美宝谈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小人物与大世界）(4)
我想通过整合这一个个一群群“小人物”的图像和笔墨的碎片，稍稍改变一下人们风俗的思想方法。诚然，近二三十年的研究成就已大大富厚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熟悉，但无能否定的是，有些论述的套路，如故盘踞在内陆和我此刻所面临的香港门生的脑海中。他们一写十九世纪或鸦片战役之后的汗青，城市情不自禁地在键盘上敲出“西方的船坚炮利”怎样“打开清朝的大门”等字句，云云这般。此刻追念起来，这样的汗青论述，很也许在清末已开始逐渐形成，我们必要更多种多样的群像，来改变这种单一的想象。所谓“漫长的十八世纪”和“急速的十九世纪”这对隐喻，也不外是对这样的思想惯性的一种反省。
说回黄东，我2003年的时辰首要靠他1796年致班克斯翰札和一些琐屑的原料，就斗胆地写了篇“Whang Tong的故事”。有幸多年后有机遇阅读到藏于美国的布莱克档案，因而有更多的文献去捡拾黄东的陈迹。面临这些汗青碎片，我问本身，我把它们摆设在一路的时辰，到底要写什么？我一开始就汇报本身，我不要写一个传怪杰物；我不会为黄东争第一，说成他才是开眼看天下的第一人；我也不想象他大概曾去过的英国七橡文法学校那样卖告白，说黄东是他们学校的第一个“国际留门生”。
我想在原料里发明题目。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他中文名字呈现的那页原料上多做了一点工夫，由于谁人名字呈此刻哪里看起来其实太短缺上文下理了，应该是有某一个场景，他才会这样写下本身的名字。这就越发可以或许反应出他的名字是何等的不重要，他这趟留名，着实是不经意的。布莱克这批原料着实是一叠其后装订起来的散页条记，并不像好些机构性的档案原料，可以或许让我们写出相对“完备”的故事。我把书定名为“碰见黄东”，着实也就是这个意思。我没有特意去找黄东，我2002年原本是要看班克斯书信与中国有关的内容的，恰恰碰上他，这封信随即激发我的好奇，追问他是谁，十八世纪怎么会有一此中国人英语手段那么好。连年“碰见”更多原料，我从头熟悉他，原料虽多了许多，但如故是片断的熟悉，以是我不说“故事”，只说本身“碰见”。整本书尤其是第一章的誊写，不外就是不绝的反求诸己的追问与反省。
书中有许多词，非广东人或许不必然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恰好声名白在我们现实的糊口空间里，有许多哪怕是同属“中国”的说话、词汇和文化，也是我们尤其是念书人不懂的。我们在学校通过册本所熟悉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着实是相等有限的。
因此所谓“汗青人类学”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用泛泛心去跟平时人来往的时辰，会发明书斋里的人也许很狭窄，也许不知道民间的烟火是怎么样的。一旦进入这种烟火天下，着实是吵喧华闹却朝气勃勃的。
本次访谈获得暨南大学汗青学系梁敏玲、北京师范大学出书社宋旭景的辅佐，谨叩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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