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韩国为什么邪教横行？
先说一句：韩国的基督教与韩国邪教是两码事，但后者往往打着前者的旗号招摇撞骗。韩国邪教的发展壮大与基督教密切相关，所以搞清韩国基督教的发展史，就能把韩国邪教的破事说清楚。
韩国与菲律宾是亚洲唯二的以天主教信仰为主的国家。2010年，韩国基督徒1410万，占总人口的30%。目前，韩国邪教信徒约300万人，占基督徒的18%。算上邪教徒，韩国基督徒占总人口的45%，共计60000余个教会，神职人员占韩国劳动力的1%。
韩国人苦难的近代史和极为不利的地缘政治形势，使得韩国人长期缺乏安全感，性格争强好胜。为了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业绩，即便是舶来品的宗教也要不遗余力，韩国甚至把自主研发的邪教也搬出来四处宣传。看来，韩国财阀在国内市场饱和后走向海外之余，韩国教会也一样——因为背后都是资本逐利的逻辑。目前，韩国海外传教力量仅次于美国。2006年，韩国共派出15000余名传教士，遍布全国170余个国家。近年，韩国的海外传教士约30000余人。
关于2007年韩国海外传教的“阿富汗人质事件”，参见《当韩国教士沦为囚徒：评布基纳法索人质劫持事件》。
菲律宾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地，殖民地人民在信仰上会受到殖民者的影响，故不难理解。韩国的基督教信仰为什么这么发达？
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麻醉剂，其传播与现实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关系非常密切。起初，朝鲜半岛上主要是比较原始的萨满教。巫师盛装打扮，唱歌、跳舞为民众祈福。随着佛教和儒家思想的传入，古代朝鲜的社会阶级制度反而比中国更不可逾越，史称“两班制”。李家王族之外，朝鲜人民分为良民和贱民。良民分为四种，互不通婚。即便是最上层的文武贵族也要按照官职高低和任职地点加以区分，俨然韩版“种姓制度”。
1610年，李氏朝鲜驻北京大使把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带回国内。1637年，昭显世子与李尚庆一同赴京，又带回一批天主教书籍。1784年，李承薰在北京北堂天主堂受洗，成为最早正式受洗为天主教信徒的朝鲜人，回国建立了朝鲜第一个天主教会。1845年，曾在澳门学习神学的金大建在上海成为朝鲜第一位天主教神父。
自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朝鲜半岛历史的主流是战乱和动荡。1897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后，朝鲜半岛正式沦为日本殖民地，儒学、佛学的精神支柱迅速崩塌，半岛人民陷入信仰危机。无论是19世纪末刚传入的天主教还是捏造而来的邪教，都获得了迅速壮大的群众基础。
为了吸纳教徒，天主教往往杂糅本土信仰，借助《三国遗事》的檀君说，认为檀君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一致。因此促生了一批伪装成天主教的邪教。
1897-1945年的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取消了封建的“两班制”，贵族在文化、经济上的种种特权被剥夺，引起旧贵族阶级的强烈不满。迫于压力，日本对贵族和平民区分对待，旧贵族在收买下纷纷投降为亲日知识分子。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在《新中国为什么独树一帜》中提及的韩国“朝中东”三大报社之一、着名亲日反华报纸《朝鲜日报》就是在此背景下成立的。
朝鲜长期是中国的藩属国，形成了“事大主义”的习惯。谁厉害就听谁的，中国衰落后，基督教作为西方势力的代表成为了朝鲜的新靠山。日本惧于西方，不敢对教会轻举妄动。这使得在日本殖民者全面封杀朝鲜语的大背景下，基督教会竟成为日据时期唯一可以合法说朝鲜语的地方。许多朝鲜人为了学习民族语言而信仰基督教，反抗日本奴化教育。基督教在客观上承载了保护、延续朝鲜文化的历史使命。
20世纪30年代，日本驻朝鲜总督府统计认为，朝鲜共计1685个贵族家庭，98%以上皆有百年以上历史。也就是说，整个日据时期，朝鲜的社会结构并没有根本性变革。保守的基督教反而因为宣传“人人平等”成为社会进步力量，促进了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基督徒多次组织大规模反日示威游行，基督教堂定期举行反日集会，干脆成了抗日组织的据点。
1919年3月1日，朝鲜民族解放运动“三一运动”爆发，基督教彰显了其巨大的号召力，在《独立宣言书》上签字的33名志士中，15人是基督徒。基督教在朝鲜人心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成为了韩国的民族文化和建国指导思想。
日据时期，基督教遍地开花，韩国邪教也迎来了第一次发展高峰。罗喆创立的大倧教获得朝鲜抗日分子的追捧，许多逃到中国东北的朝鲜人均信仰之。全罗南道诞生了普天教，鼓吹帝制复辟，因投靠日本终被解散。
白白教是日据时期最着名的邪教。初代教主全庭云自称在金刚山修道时受到“神谕”，靠着“驱鬼”和“瞧病”吸引了数千信徒，俨然独立王国。1937年，其子全龙海继任教主后，竟然煽动教徒杀光异己，300余人罹难，日本总督都直呼“残忍”，史称“白白教虐杀事件”。该教又掀起了长达四年的骚乱，日本殖民者大为震惊，铁腕镇压之。全龙海的头颅被砍下，现存于东京博物馆。
五十年代，朝鲜战争结束后，半岛一片焦土，人民再次陷入恐怖和绝望中，对温饱与和平的渴望转移到神秘主义上，随便冒出一个神棍，捏造一两个神就能迅速获得大批信众。韩国的基督教和邪教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高峰。
在38线以北，基督徒被视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朝鲜战争结束后，基督徒几乎全部南迁至韩国境内。美国也通过基督教会加强对韩国的控制：一方面提供人民亟需的粮食、衣物，心怀感激的韩国人纷纷皈依；另一方面则大力资助韩国教会，成立韩国基督教广播网（CBS），其王牌节目“路德时间”成为不少韩国人的精神食粮。一内一外，韩国的基督教势力空前加强。
美国扶植的李承晚政府直接继承了日据时期的官员和政府制度，为了获得旧贵族支持，李承晚又部分归还了日本没收的朝鲜贵族财产。也就是说，新生的大韩民国继承了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保留了宗教盛行的社会土壤。
李承晚没有理由不用行政手段推动基督教发展——他本人就是基督教长老会的长老，第一共和国政府总理、9名要职部长和四分之一以上的首届国会议员都是基督徒。韩国教会尊奉李承晚为“摩西”，秘书长称“约书亚”。李承晚穷尽手段操控国会、干涉选举时，不仅有美国的默许，还有基督教会的鼓噪——选举是基督徒和异教徒的对决，为李承晚投票是“上帝派给大家的任务”。
韩国基督教和邪教的第三次发展高峰出现在“汉江奇迹”时期。
朴正熙军政府上台后，为争取执政合法性，亟需团结社会力量以笼络百姓，韩国教会就成了最佳选择。当时恰逢冷战高峰，美苏两大阵营在各个领域全面交锋。面对反迷信的社会主义阵营，朴正熙立刻举起反共大旗，大举支持基督教会发展，获得了美国肯尼迪政府的肯定。韩国也因此顺利获得美、日等国的贷款补贴，大幅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加强出口退税。一大批外贸企业迅速腾飞，最终成为韩国财阀。
事实上，整个冷战时期，只要“反共”，无论是否为邪教，基本主张为何，都被美国扶植为政治工具。统一教教主文鲜明每次被捕，都是CIA出面放人。1960年，40岁的文鲜明带着17岁的妻子远赴美国接受训练，被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接见。迫于美国压力，朴正熙政府不得不解除“统一教”禁令。
然而，朴正熙时期的经济腾飞并没有改善韩国固化的社会结构，财富大量集中于旧贵族后裔、财阀等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底层百姓的生活虽有好转，但多数还是没能分享发展红利。再加上彼时韩国还没能建立起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人民沉溺宗教的社会土壤仍然肥沃。
在政府资助和政策照顾下成长壮大的韩国基督教会也投桃报李，常常组织大型集会，一方面为朴正熙拉选票、搞关系，另一方面也向社会主义阵营展示“宗教自由”。1973年6月11日，恰逢基督教节日“五旬节”，韩国数百万基督徒在汉城集会。越集会，越能拿到军政府拨款，基督教会也逐渐渗透入韩国的方方面面：收购媒体搞宣传；投资地产、商业；紧密依附财阀、政客，双方互取所需……渐渐地，韩国基督教会成了谁都不敢动也动不了的庞然大物。
1988年，韩国终于摆脱长达26年的军政府独裁（朴正熙18年+全斗焕8年），第六共和国终于走上了政权民选，自然、合法交替的时代。然而，韩国社会等级森严、阶级明确的状态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巩固，仍旧有利于基督教的发展。
在经济上，首尔最大、最着名的几座基督教堂均位于首尔的江南区、汝矣岛等富人区。富人成了教会的最大金主，有钱就能离上帝更近。韩国银行、金融业与教会交往密切：银行是帮教会理财，教会则帮银行融资，顺手为金融精英们攀附权贵提供平台——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美第奇家族选择支持教会一样，成天挂在嘴边的“信仰”完全输给了利益。2018年前，占全社会劳动力1%的神职人员根本不用缴税。如今即使纳税也非全额。
在政治上，韩国政客也未能幸免。现任总统文在寅是天主教人权委员会委员。前总统李明博是基督教会长老，任汉城市长期间要把汉城献给上帝。2011年，李明博在“国家早餐祈祷会”上，当着3500人的面下跪祈祷。
前总统金大中在军政府时期积极推动民主化，几次被捕，每次都是美国政府出面斡旋才幸免于难。1971年5月25日，金大中一行遭遇朴正熙政府蓄意制造的“车祸”，同车三人和司机均当场死亡，唯有金大中活了下来，只留下终身腿疾。几次大难不死，金大中宣称此为“上帝显灵”，选民很买账。
不是说好了现代国家要政教分离吗？宗教操纵国家大事，后果有多严重？
在文化上，基督教成为韩国文艺创作的重要素材。
孔孝真、苏志燮的《主君的太阳》和权相佑、河智苑的《神父教育》从片名就能看出基督教色彩。讲述丧子之母获得救赎的《密阳》（李沧东主演）；包含赎罪的《薄荷糖》、《圣殇》（金基德导演，海报模彷米开朗基罗的凋塑《圣母怜子》）、《撒玛利亚女孩》（金基德导演）；李英爱的《亲切的金子》海报模彷圣母造型。
在法律上，韩国教会得不到法律严惩，反而成为藏污纳垢之处。着名电影《熔炉》是根据光州聋哑特殊教育学校性侵事件改编而来，该校校长正是韩国雾津教会长老。再加上1987年韩国五大洋集体自杀桉、2015年三母子遭十年性侵事件，至今扑朔迷离，不了了之。
2002年，在创始人赵镛基的操控下，坐拥80万教徒的汝矣岛纯福音教会以高于巿价3~4倍的价格买下其子赵熙俊的《国民日报》股票，教会损失约1200万美元。2014年，赵镛基因涉嫌渎职、贪污30亿韩币，仅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纵观韩国历史，填补信仰空虚的并不仅是基督教。邪教的发展也迎合了韩国百姓的精神需求。美国扶植的大韩民国染上了西方的“宗教自由”，目前仍没有法律意义的“邪教”，只有破坏性膜拜团体（destructivecult）一说。换句话说，在韩国，无论邪教如何夺权、敛财、性侵，只要不制造流血惨桉，不出人命就不是“邪教”。
韩国邪教种类繁多：全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统一教）、新天地教、万民中央教会、以利亚十诫石国韩农复救会、耶稣晨星教会、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达米宣教会、世界福音宣教协会，天尊会等。
不过，它们基本具备以下三个共性，大家就当笑话看吧：
其一，韩国邪教教主均为在“灵修”、“禅修”和“修炼”中突然“大彻大悟”并获得“神谕”、“神启”，从肉体凡胎“进化”为“救世主”、“天国总统”、“基督转世”、“耶稣之子”。
耶稣晨星教会教主郑明析15岁起便在大屯山修道，日夜祷告不绝，终于感动了耶稣；万民中央教会教主李载禄在修道会上被“神启”，成为“万世之前拣选的神的仆人”；永生教教主崔太敏在金刚山中闭关修炼，“得道”后“普度众生”；上帝的教会教主安商洪更厉害：本人是“耶稣转世”，其妻张吉子荣升“母亲上帝”、“耶路撒冷天上母亲”；统一教教主文鲜明“得道”后认定自己是继承耶稣未竟事业的“弥赛亚”和“救世主”；新天地教主李万熙宣称得到“耶稣的应许”，是“时代的牧者”
其二，韩国邪教教义往往杂糅多种宗教、科学乃至本土迷信、民俗，漏洞百出。
为了不让教徒发现教义的漏洞，新天地教为教徒开设培训班和繁重的考核、测试，累得他们无暇思考。
1954年，文鲜明创立“统一教”，它是杂糅了基督教、佛教、萨满教、阴阳五行、周易和弗洛伊德心理学的邪教。1971年，文鲜明以“宣传神的旨意”为由移居美国，“统一教”向全球蔓延。目前，该邪教在全球194国拥有300万信徒，以美国尤甚。
为了证明自己是“救世主”，文鲜明鼓吹“三位一体之变”理论：从上帝、亚当、夏娃变为上帝、耶稣、圣灵，最终变成上帝、文鲜明、文鲜明妻子。因此，文鲜明的二婚妻子是名副其实的“圣灵”。
文鲜明认为，耶稣的使命是净化人类，但因为没结婚生子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创业未半，中道崩殂”。为了让人类“重归完美”，文鲜明决定“诞下无原罪的儿童”，于是他与不同的女人一口气生了14个孩子。
当14个孩子的爹显然不足以“净化世界”，文鲜明要当更多人的爹。他称自己是上帝指令下再临人间的“救世主”，是“真父母”，教徒必须与亲生父母断绝关系，认他作父才能成为上帝的“真子女”。
文鲜明还炮制了一番“换血”理论，认为普通人身上留着撒旦的血，世界因此而罪恶。教主是救世主，因此血液是干净的，女教徒需要“血疗”——与教主发生关系，才能“走向纯洁”。男教徒则要与“血疗”后的女教徒发生关系才能“换血”。
不得了。女教徒实在太多，文教主忙不过来。男教徒也不少，频繁“换血”让为数不多的“纯洁”女教徒叫苦不迭。统一教转而组织大型跨国集体婚礼，大批底层男女因此走在一起，“统一教”俨然成为韩国最大婚恋平台。在美国，统一教的集体婚礼上，新娘手持AR-15冲锋枪替代捧花，场面壮观。
同样受益于“换血”的还有耶稣晨星教会教主郑明析。女教徒纷纷拍下裸照，让他集中挑选，夜夜做新郎，直到2007年在中国被捕。
其三，韩国邪教不择手段寻求权力保护伞，甚至企图实现政治诉求。
1974年8月15日，母亲陆英修遇刺身亡时，22岁的朴槿惠大受刺激。急于寻求政治靠山的永生教趁虚而入，教主崔太敏又是跳大神，又是通灵术，假扮陆英修说话，朴槿惠信以为真，被崔太敏牢牢控制，百依百顺。崔太敏更称自己与朴槿惠是“精神层面的夫妻”。
崔太敏死后，其女崔顺实成了朴槿惠的闺蜜和精神依靠。2007年，美国驻韩大使表示：邪教已经控制了朴槿惠的身体和灵魂。2012年总统选举时，新天地教指派万余名教徒以“特别党员”的身份加入朴槿惠所在的大国家党，助力其获选。朴槿惠上台后，崔顺实以非公务人员的身份频频干政，大肆敛财。2017年3月，朴槿惠遭弹劾下台，身陷囹圄，92岁才能刑满释放——如果真能活这么久。
百年前的中国也在亡国灭种的边缘，为什么没有邪教呢？因为中国在积极的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战争手段经历了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彻底清除了旧社会势力存在的基础，扫除一切害人虫。
正如《国际歌》所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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