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非典后来为什么消失了?关于非典,我那些模糊和清晰的记忆
我已经记不太清楚，我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到“非典”这个词的。
关于这个词，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段子，说典韦救了曹操的命，然后曹操感叹了一句：“非典，吾命休矣。”
明知是段子，依然乐于传播。2002年前后，网络刚刚在中国流行开不久，那时候传播这些段子的主力军，除了QQ，还是短信——发一条一毛钱的短信。
我当时在重庆，距离最先爆发出非典的广东很远，心里其实并不太害怕。
真正让我开始意识到害怕的，是一件关于足球的事情。
2003年2月份，新科世界冠军巴西队来广州跟中国男足踢了一场比赛，比分是0:0，球迷们欢欣鼓舞，但是我在不经意间看到了一个说法，说巴西队是冒着生命危险来中国踢球的，而且他们很多队员在公共场合都戴了口罩。
这件事，让我们开始意识到，这次的疫情有点严重。
然后，我又意识到，我们重庆有很多人在广东打工，春节，他们都回家了。
没过多久，我就去了重庆青年报工作，在旗下的《激动周刊》当了一个见习记者兼见习编辑。
时间很仓促，我来不及租房子。正好我以前在药厂上班的同事家就在报社附近，就给我腾了一间屋子，让我暂时住着，边上班边找房。
周刊记者不需要每天上夜班，更多的是深度报道和策划报道，所以不需要每天去报社开选题会。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们也能从新闻部门的记者口中了解到，重庆也开始出现了患者。
而且患者出现的区域，距离我们生活的地方，越来越近。
大家心中都有点惶恐，报社已经开始有人戴着口罩上班。
那时候似乎流传着“醋能杀菌”的传说，办公室里经常弥漫着一股醋味，跟烟味混在一起，说不出来的让人觉得心慌。
那时候好像也在宣传，尽量不要去人多的地方，要打开窗户通风。
采访的时候出门挤公交，几乎每次都能遇到乘客为了开窗还是不开窗争吵，一边是怕冷，一边是怕病，谁都不让谁。
我还是没戴口罩，一方面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好，另一方面，我近视。
近视和不戴口罩的关联，可能很多朋友不太明白。近视就要戴眼镜，戴了口罩之后，鼻梁旁边的口罩缝隙哈出来的热气就要在眼镜上起雾，什么都看不清。
让我改变主意的，是一个电话。
我记不清是哪一天了，我当时正在湖广会馆采访，接到了我们周刊卢副主任的电话。他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气跟我说：“报社死了一个同事，你现在不管在干什么，马上来报社，可能要隔离。”
那年我还不满27岁，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砸到我的头上。
更关键的问题的，2003年的湖广会馆，残破而杂乱，人潮拥挤，远不像现在这般光鲜亮丽。
我看着身边川流不息的人群，有的在吐痰，有的在咳嗽，有的在大声说话唾沫飞扬，我感觉周围就像是一幅静止的画，画上的每一处都涌动着非典的病毒。
我给卢主任说：“我正在采访，怎么办？”
卢主任像一个指挥官一样回复我：“不采访了，回来。”
从渝中区解放碑回江北区大庆村的这段路程，可能是我走过的最漫长的一段路。
在公交车上，我先给我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们报社死了一个同事，我们可能要隔离，近期我不能回家了。
他们在电话里很着急，我只能安慰他们，说没什么大事，常规消毒而已，放心。
话是这么说，其实我心里比他们还要紧张。我虽然刚刚入行，但是我也知道，报社的记者要出入所有可能接触到感染者的场所，真要是出了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得经历一次严格的检查。
而且还不知道检查结果如何。
然后我给收留我的药厂同事打电话，告诉他我收到的情况，跟他说，我今天晚上不一定能回来住，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会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我房间暂时不要进去，如果一旦确诊，请他在自己工作的药厂带回来消毒设备进行消毒。
我同事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跟我说，没问题，他晚上下班的时候会带一盒最好的口罩回来，如果我回家住，就分我一半。
我严格遵守了领导的规定，哪里都没去，直接回到了报社，觉得心情悲壮得不得了。
到了办公室之后，整个部门面面相觑，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也不知道我们会接受怎么样的隔离。
还有敬业的记者在问：“要是我们都被隔离了，我们报纸还出不出？”
这样惶恐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周刊的李主任就来到我们中间，告诉我们，去世的那位同事，并不是因为非典，而是因为通宵打游戏，太疲倦，在进入报社大门的时候摔倒在地上，心脏病发作去世的。
一时间，大家的心情……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措词，因为确确实实有点对逝者不敬。
真的是觉得虚惊一场，甚至有点劫后余生的喜悦感。
大家各自拿起电话，把今天打过的电话又打了一边，告诉了最新的进展，然后重新联系接下来的采访。
我药厂的同事跟我说：“口罩我还是给你带回来，小心驶得万年船。”
当天晚上我想了很多，我这个同事是一家三口，孩子还没上小学。
我作为一个记者，每天东跑西跑的不知道要接触什么人什么东西，留在家里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第二天，我戴上了口罩，买了一张80厘米宽的折叠行军床，搬到了我们报社同事的合租房里。
两室一厅，我当厅长。
三个大老爷们儿每天凌晨写完稿子，到楼下吃一碗鳝鱼面，喝两瓶老山城，然后回去睡觉，直到不久以后其中一位同事辞职去了新京报，我才结束了自己厅长生涯。
至于那一场非典，究竟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我已经毫无记忆，记忆最深的，就是那一次半途而废的采访，以及当时那种劫后余生的庆幸。
提供给我暂住的老同事，去了外省，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很多年都联系不上了。
以前在青年报一起工作的同事，也分散到各个报社，现在又分散到各个行业，很多都联系不上了。
那时候的人，有时候会想起聚一聚。
但那时候的日子，真的再也不想尝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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