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仿制抗癌药功与罪：患者称能续命 药商因它获刑(2)
何永高没有想到，这次事件过后，他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了，“许多患者慕名前来求药，甚至有肿瘤科的医生打电话来询问详情，说想推荐病人在我这里买药。但从始至终，我没有主动去推广过这个药，没有给医生送过钱。”
随着求药的病患越来越多，何永高从印度购进的仿制药种类也逐渐增加，治疗白血病的格列卫、治疗肝癌的多吉美等仿制药的购药渠道，都被他逐一打通。
但随着购买药品数量剧增，原先通过快递邮寄药品的方式已行不通了。何永高专程前往香港找到一名“水客”，双方商定，由印度经销商将药品空运至香港，再由“水客”把药品带到内地邮往重庆。
由于进货量急剧增加，印度经销商给何永高的出货价格也从开始的1400元降到了几百元。
何永高说，那时他已经知道销售印度仿制药在国内不允许销售，“但这个口子一旦开了就很难停下来，停了就断了病人的生路。”
患者家属成了药贩子
何永高最终为他开出来的这个“口子”付出了代价。在他所称的这条癌症患者“生路”上，还有其他14人同样触犯法律而受到制裁，其中不乏一些患者家属，柳杨便是其中之一。
柳杨的父亲柳治忠(化名)谈及儿子，露出一脸自责的表情。他说，柳杨是为了帮母亲买印度仿制药，为了减轻家里经济负担，才走上卖药的路。
2004年10月，柳治忠的妻子在江苏省肿瘤医院查出肺癌晚期，当时癌细胞已经扩散，他知道，用不了多久妻子便会因肺功能丧失无法呼吸而丧命，“医生建议保守治疗，但6个月治疗下来，病情没有任何改善反而越发严重了。”
与陈年昕一样，柳治忠在妻子治疗期间也从医生处获知了易瑞沙，但因为价格原因而选择了印度仿制药。
柳治忠告诉澎湃新闻，妻子刚查出肺癌时，儿子柳杨还在上学，他便自己在网上找到药贩子买到了印度仿制的易瑞沙，“几次买下来，价格从原来的3600元降到了3000元，柳杨还在网上查到了2200元的药，我们都觉得这个行当水分很大。”
柳杨毕业后在江苏连云港一家医药公司上班，在这期间，他不断在网上查找靠谱的中间商，希望能买到便宜而有效的印度易瑞沙。他的朋友张旭也参与进来，帮助柳杨寻找中间商。
2010年前后，张旭与身在重庆的何永高搭上了线，这使他们购买印度仿制易瑞沙的价格直接从2000多元降到了千元以内。
柳治忠说，在他妻子患病期间，由于柳杨总能找到渠道买到便宜的印度易瑞沙，病友们相互介绍之下，越来越多的癌症患者开始联系柳杨，希望能他们带药，“我们家中有病人，很清楚癌症患者遭受的痛苦和家属承受压力，别人打电话来求孩子带药，他根本没法拒绝。”
因为帮忙带药的数量越来越多，柳杨和张旭的名气在连云港癌症病友圈里也越来越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旭甚至把药卖到了徐州，并在徐州发展了马前、唐宁、马庆志及马毛毛4名下线。
今年3月29日，马前向澎湃新闻回忆他接触印度仿制抗癌药的经过时称，他的遭遇与何永高相似，也是因此前从事医药销售而被患者请求帮忙，此后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从张旭那里拿货每盒是900元，由于进货量大，运输成本也高，卖给病人时加了几百元，每盒1200元左右。”
据马前介绍，徐州的几名“药商”里，他与马庆志系叔侄关系，马毛毛是他的下线，而唐宁的情况与其他人略有不同，“她因为父亲有肝癌，为买药趟进了这潭浑水。”
马前说，2013年底唐宁因销售假药被公安机关抓获，她的父亲因此断了半年的药而导致病情恶化，尽管后来又通过其他方式买到了仿制药，但因为经济拮据，他瞒着家人减少了药量，“2018年3月，唐宁的父亲在家中去世了，老人等了4年多，直到死也没能再见女儿一面，他说是他连累了唐宁，亲手把女儿变成了‘假药贩子’。”
“假药”之罪
唐宁被抓后，又有包括何永高在内的十多人陆续被抓，而被列为第一被告人的，是一名叫林永祥的香港籍男子。
2018年8月31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销售假药罪，判处该案11名被告人3年9个月到6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另有1人被判三缓三，3人免于刑事处罚。
一审判决后，何永高与林永祥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对于这名来自香港的第一被告人，何永高总结称，林其实只是被印度经销商找来充当了“中转站”的角色，“他自己有公司，不差钱，参与进来可能更多是为了帮忙。”
何永高介绍，2013年初，由于此前“水客”开辟的运货渠道状况频出，许多药品送到病患手中时经常因包装破裂而无法服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印度经销商找到了林永祥，希望他帮忙中转，负责将印度仿制抗癌药从香港运到内地。
“林永祥是开医药公司的，他有资质，可以大摇大摆地把药品从香港运到深圳。”何永高说，此前“水客”带货通常会把整箱的药品拆开，化整为零，这样就容易导致包装破损，“自从林永祥加入进来后，这个问题就再没出现过。”
2013年底，何永高等人在国内售卖的印度抗癌药在江苏连云港经人举报后，警方很快将柳杨、张旭等人抓获，并顺藤摸瓜将其上下线十余人陆续抓捕归案。2014年7月，林永祥也被警方抓获。
法院认定，林永祥从2013年初开始，经印度人ANKIT主动联系后，向中国内地销售无进口批文的印度仿制版易瑞沙、格列卫、特罗凯、多吉美等抗癌药共计350万余元。
此外，连云港中院在一审判决中还认定，柳杨从他人处购进印度仿制抗癌药加价卖给下线喻甦、张歌萌共计345万余元；喻甦从柳杨及他人处购进印度仿制抗癌药，加价销售给他人，总金额为212万余元；何永高从林永祥处购进印度仿制抗癌药，加价销售给他人，销售金额为54万元。
案件中其余被告人的销售金额最少的5万余元，最多的则有590万余元。
澎湃新闻注意到，在一审判决中，尽管法院最终以销售假药罪定罪，但其中关于何永高及林永祥等人销售的药物则描述为“无进口批文的印度仿制药”。
林永祥的辩护律师葛绍山称，涉案的仿制药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假药”，在民间乃至整个癌症患者群体中有另一套“认定标准”，“这里面有一种特殊而微妙的供求关系，而这种关系导致了供货者获罪，甚至有人家破人亡。”
林永祥的另一名辩护律师邓学平认为，药品管理制度的首要价值应当是生命健康，其次才是药品管理秩序，“既定的制度应为挽救生命留下一条‘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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