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非凡60年(2)
直到后来，索朗顿珠和单增群培才知道，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已发动全面武装叛乱。1959年3月10日，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召开所谓的“人民代表会议”，宣称“西藏独立”；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
这也标志着，青藏高原上，人奴役人的不光彩历史走向了终结。奴隶制镣铐之下的百万农奴，迎来了自由。
索朗顿珠后来听说，那些连个茅草棚都没给他留下的康巴人，是参与叛乱的“康巴游击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追随已经出逃的叛乱集团去了印度。
一些人从高原离开，另一些人却第一次走进了拉萨城。一位名叫赤列顿珠的农奴获得自由后在城里找了一份工作，每月领取工资。“我买了进口饼干和糖果给老婆孩子吃，我们以前从来没吃过。”
然而，也有人尚不敢确定，这半个世纪以来第一场与自己真正发生关系的变革，到底带来的是糖果，还是更紧的枷锁。
索朗顿珠听了许多关于“吃人的红汉人”的传说，吓得躲到了临近的村里。不过，他却没有跟着叛乱的队伍南下：“要跑，也不会跟着农奴主跑！”
未来茫茫，但绝不愿再回到悲惨的过去，这是久经苦难的人们做出的本能选择。
克松社区村民央金(左)和歌手合唱《我和我的祖国》(3月20日摄)。新华社记者 觉果 摄
因为想“过上像人一样的生活”，早在1957年的春天，单增群培就曾主动去寻找“金珠玛米”——解放军。民主改革之前几年，解放军便已来到哲古湖，组织医疗队、文工队、电影队慰问群众，宣讲政策。从那时起，西藏百姓一直将解放军称为“金珠玛米”——“菩萨兵”，一个寄托着慈悲为怀、救苦救难愿望的名字。
与单增群培一起“去找共产党”的两个小伙伴里，有一个是玛悟觉寺的僧人桑旦。结果，逃亡的第二天一早，几个孩子就在哲古湖畔被寺庙的喇嘛抓到了，桑旦被打得满地打滚。
“没早点找到共产党，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事。”单增群培回忆往昔时说，直到1959年民主改革后，他才见到了对自己很和蔼的“金珠玛米”。
索朗顿珠后来也回到了村中，因为“有乡亲捎话来说，‘红汉人’不会伤害受苦的老百姓，还给大家分田、分牲口、分房子”。
再之后，工作队带着乡亲们，把与农奴主签下的不平等地契统统烧了。
“地契烧了，债务也烧了。就算索康(克松庄园的农奴主)再跑回来，也没有证据再向我们要债了。”索朗顿珠回忆着获得自由的时刻，“那时候我是真的相信，解放了！”
2月7日，骑手在拉萨北郊赛马场上进行民间赛马活动和传统马术表演 普布扎西摄
“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今天！”
在旧西藏，身负沉重债务的农奴比比皆是。
1918年后多次入藏的法国藏学家亚历山大·达维·耐尔曾写道：“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
拉萨城郊一个农户的外号甚至就叫“10万克”，因为他从出生起就欠下了10万藏克粮食，1藏克是28斤，10万藏克就是整整28万斤！
“是党给了我们幸福！”现属山南市隆子县的准巴山谷中，古桑白姆一家终于不用一年中10个月都外出乞讨了。1959年，她家分到了14克地(1克相当于1亩)，第一年丰收，一家8口人收获了120多藏克粮食。到了1962年，她甚至有了人生中第一张存折，款额10元人民币。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简直连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今天！”古桑白姆拿着那张存折曾激动地对到访的记者说。
同样是1962年，克松乡成立，索朗顿珠进入夜校，第一次写出了自己的名字。
还是在那一年，一位名叫达瓦的男婴出生，他的童年再也不会有牲口棚与饿肚子的回忆。
人的解放、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善，释放了雪域高原的生产活力。
3月16日，山南市乃东区克松社区居民在开耕仪式上。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数据显示，1959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只有1.74亿元，到2018年则已突破1400亿元。自1978年后，西藏粮食单产用40年时间实现了翻番，从167公斤/亩提高到了2017年的378公斤/亩。2018年，西藏粮食产量稳定在百万吨以上，其中青稞产量达到81.4万吨。
“吃饱了，就想着要致富了。”改革开放之初，年轻的达瓦曾摩拳擦掌。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西藏落实，农药、农机具的普及，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像达瓦这样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被解放出来。1984年，头脑灵活的他开始在农闲时做起了小本生意。不久后，达瓦成了村里第一批万元户。
如今，年入万元在雪域高原早已不是新鲜事，西藏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7年就突破了万元大关。
经历过寒夜中的饥寒交迫，才会珍惜来之不易的饱暖与富足；也只有经历过镣铐下的奴役与屈辱，才会理解当家作主后的尊严与幸福。
索朗顿珠或许最能体会这一点。这位农奴的儿子在上世纪80年代成为一名基层干部。60年前，西藏第一个民选农民协会在原克松庄园成立时，索朗顿珠也是率先行使民主权利、投下庄严一票的302名农奴之一。
在西藏，选举是基层的大事，一些地方竞选村干部甚至需要很多轮。而自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自治区历任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和人民政府主席都由藏族公民担任，各级人大常委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以及各级检察院和法院的主要负责人都是藏族公民。1965年，自治区只有7600多名少数民族干部；目前，这个数字已增长了超过13倍。
1997年，索朗顿珠当选克松村党支部书记。不过，他可从不敢把“官”做成旧西藏的贵族老爷们那样。“干部不为老百姓做事，是根本行不通的。”
“对西藏的未来，我们充满信心！”
秉持同样信念的还有今年将满57岁的格桑卓嘎。她是拉萨市城关区纳金街道办事处塔玛社区党委第一书记，也是连任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
格桑卓嘎的父母都曾是农奴，获得自由的父母在她小时候就常说，能受教育，能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这是老一辈想都不敢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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