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特殊的殡葬师:送别逝者 也告别自己的过去
送别
2018年12月,辣椒在殡葬店里等活儿。陈西/摄
2018年12月,辣椒在殡葬店里教宠物狗学站立。陈西/摄
这双粗壮有力的手,能抬起两百多斤重的棺材,也会蹭一点口红,轻轻打在遗体的面颊。
也是这双手,1993年,端着一把“五连发”猎枪,连开3枪,让另一个人失去了一只胳膊、两条腿。
监狱的围墙分开了这双手主人的人生。
在服刑20年之前,辣椒是家里最小的儿子,自称是“全家最上进的人”。靠开大货车的收入,他给妹妹买包,补贴哥哥的开销。他还花1万元买了两把枪随身携带,身边跟着村里的几个年轻人,经常和人打架。
眼下,47岁的他与妻子住在30多平方米的殡葬店里。对客户解释各项服务怎么收费时,辣椒会直视他们的眼睛,努力让自己显出诚恳。
辣椒记不清自己过去打过多少人,从事殡葬行业4年多,他送走了1000多位逝者。有的家属为了感谢他想额外给他钱,或是请他吃饭,他“心里老高兴了”。
“(我)把生死看得可淡了,现在。”辣椒用抱婴孩的动作抱着他的宠物,唤这只泰迪犬“儿子”,揉着它的肚子哄睡。
在辽宁沈阳,辣椒所在的殡葬店是3家“重刑刑释人员创业基地”中的一家,每家小店独立注册,挂着同样的深蓝色招牌。律师、原辽宁省法制教育中心主任付广荣是这些基地的创办者。8位跟辣椒有相似背景的“同事”在这3家店里吃住、工作,他们的年龄在30~60岁之间。
“我现在就想好好过日子,攒钱给媳妇买个房子。”辣椒说。去年4月底,他刚从民政局领回结婚证。
这些身份特殊的殡葬师,在送别逝者时,也试图告别自己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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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师辣椒几乎每个月都会帮客户送别逝去的父母,却没能见到自己父母最后一面。
他的哥哥、姐姐、妹妹如今做了爷爷、奶奶、姥姥,各自有了家族。他们待辣椒依然亲近,也在他出狱后接济过他,但他记得自己不受姐夫欢迎。每年春节,他都选择一个人过。
辣椒见过一个老人,临终前蛆从鼻子里爬出来,没有家人在身边。“当时我想,我老了应该就那样。”他说。
他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从没想过自己能活着走出监狱,也没奢望过有妻子孩子或是一份正经工作,保他安度晚年。
每天早饭后,这位殡葬师会去肿瘤医院“蹲活儿”,给医院工作人员、病人家属赔着笑脸。行里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离死亡很近的地方。
辣椒通常会在医院走廊里兜圈,隔着玻璃看病房里的情况,凭经验估计那些病人还能活多久。有病人家属从病房里出来,他才有机会搭话。
日复一日,他看着这些患者被肿瘤困在医院,他知道失去自由的滋味。
抢劫、盗窃、绑架、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辣椒见过的犯人各有各的罪名。他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囚服,12个人挤在一间牢房里。辣椒说,他第一天“进去”就后悔自己做错事了。
殡葬行业工作者常说人要行善。医院急诊科人手不足,辣椒会帮着抬患者。三号店的三哥曾经“五进宫”,现在他看到没人照料的老人,会买面包和水,跟他们聊聊。遇到经济困难的客户,这3家殡葬店可能会降低收费。辣椒说,有一次碰到五保户家庭,他只象征性地收了一两百元。
接到客户电话,辣椒会第一时间赶到逝者所在之处,可能是医院,也可能是养老院或家中。他会替逝者净身、穿衣、装棺……帮家属跑完殡仪馆的手续等。活儿多的时候,辣椒一个月能赚两万元,最空闲时,他也有1200元底薪。店里长期工作的殡葬师,有五险一金。
这是辣椒的“好日子”。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曾经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无法挽回。
他还记得那个人的一些基本情况,“一米八几的大个儿,高高瘦瘦,在派出所工作”,只因对方与他冲突时“骂娘”,他举枪就射。辣椒出狱后,曾去派出所找过这位受害人,他想道歉,“带他出去吃点饭、推他走一会儿”,把横亘在心里20年的事情谈开。结果对方早就不在派出所工作了。接待他的民警明确表示,为了保护受害人不受打击报复,警方会对他们的信息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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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2日,辣椒重获自由那天,因为一点小差错,他家乡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没接到“出狱通知”,家人也没等着他。
马路上的汽车把辣椒吓了一跳。时代变了,“长得像板砖”的电话他不会用,坐公交车他不知怎么投币、刷卡,默默地跟前面的乘客学着做。
辣椒记得,他在监狱里得知母亲去世,便想“出去后做苦力,养好父亲,天天给他买猪爪和白酒”。出狱后他得知,父亲没熬过他服刑的最后一年。家人怕他受不了,瞒了他。
他的目标变成了养活自己。
先去建筑工地,辣椒被告知打零工得提交身份证和无犯罪记录证明。他觉得有点“害臊”,说“那我去派出所开个试试呗”。
应聘保安,得是某个安保公司的员工,业主才敢用。辣椒清楚他的身份证很特殊,户口本也有刑满释放的字样。有一次,他拎着土鸡去外地看朋友,用身份证登记住进宾馆,很快就收到警方的提醒。辣椒举着鸡对民警说:“你见过哪个闹事儿的带这玩意儿吗?这小笨鸡儿还活着呢!”
这重身份带来的疏离感和歧视更让他们难受。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获刑的李万军苦笑着说,过去那段经历是一块“伤疤”,“我们这帮人的自尊真的很脆弱”。街坊一个眼神,都会让他“感觉到防备心理”。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三哥因持枪伤人、抢劫等罪行5次入狱、服刑23年。从出狱到再犯,间隔不超过一年。他觉得那时整个人“失控”了,直到2013年最后一次出狱,才发现自己老了,第一次入狱时还没有对象的妹妹,快要当奶奶了。
三哥记得,有顾客看到店里挂着“重刑刑释人员创业基地”的牌子,马上让他给交付的定金出具收据。家回不去,当年他在抚顺开过塑料厂,风光过,现在“不想在熟人的眼皮子底下过得落魄”,更不想“被原来的圈子吸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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