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至宋的宰相入仕的趋势及其原因（刺史到典签的历史演变和启示）(2)
其二，典签在统治阶级中走向孤独。南齐的典签完全沦为皇权的帮凶。南齐永来岁间，巴东王萧子响杀了典签刘寅，齐武帝命戴僧静征伐。戴僧静竟然拒绝，以为罪不在诸王，都是典签逼人太甚。公元493年，齐武帝身后，其堂兄萧鸾篡位，他命令诛杀藩王，执利用命的都是典签。《资治通鉴》记实，鄱阳王萧锵筹备拥兵反抗，被其典签密告被杀；南平王萧锐被其典签所杀；建安王萧子贞被典签所杀，死前吓得钻进床底，甘心为奴，照样被杀；巴陵王萧子伦被典签毒死，死时才十六岁。典签沦为替天子干“脏活”的马仔，偏离法纪伦常，渐成政界异类。
其三，典签制度走了刺史制度的老路。典签官兼具监察权和行政权，成了各州现实上的率领者，轻易成为处所权势，重蹈刺史处所化的覆辙，离开中央节制。
其四，典签的糜烂题目袒露。一些典签作威作福，多行非法之事。如萧子明的典签刘道济“取府州五十人役自给，又役子明阁下，及船仗赃私百万”，萧子罕的典签姜秀“取子罕屐伞饮器等供其儿昏”，这些举动引起天子不满。
其五，典签制度弱化了处所政权。刺史受典签制约，权利被支解排斥，无法施展正常职能，一旦处全部事，每每一筹莫展。如齐武帝永明三年，富阳人唐寓之聚众数百造反，数月之内连占多县，称帝钱塘，郡县官员或死或逃，无力弹压。齐武帝急调禁兵才镇压下去，足见处所气力之弱。自宋孝武帝重用典签以来，南朝从未主动北伐、收复华夏，反而被北魏夺走了大片土地，这与处所气力减弱有直接相关。
其六，典签制度在必然水平上加剧了君主与诸王的抵牾，引起王室内哄。诸王不甘处于无权、受制的职位，举办剧烈地抵御。如宋孝武帝大明二年，海陵王刘修茂杀典签杨庆、戴双，反于襄阳。大明三年，竟陵王刘诞杀典签吴修之、戴景渊等八人，起兵荆州。一些将领因不堪嫌疑，降服信服北魏。宋明帝泰始元年，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魏，又接引北魏部队夺走了淮河以北的大片土地。
总地来讲，典签原来是天子增强中央集权的器材，但自宋孝武帝形成典签制度，刘宋统治仅连续23年，萧齐时典签制度到达壮盛，前后也仅统治23年，都是夭折而亡。实施典签制度反而加快王朝瓦解。
跟着典签权利膨胀，失去继承操作的代价，典签制度走向祛除。齐明帝萧鸾稳定统治后，开始减弱典签的权利。公元502年，梁武帝萧衍成立南梁，剥夺典签的行政权，只有对刺史的监视权。公元557年，陈武帝陈霸先成立南陈后，典签的职位更低，再无旧日的盛况。
综上所述，从州牧制度、刺史制度，再到典签制度，无不是中央增强处所监控的重要政治制度，却无不偏离了最初的制度计划初志，其汗青轨迹启迪后人：
从管理角度讲，处所对中央的离心力永久存在，必要节制在必然范畴之内。解析处所治权是节制处所的不易良方，但过度掣肘和解析权利会弱化处所管理。监视的目标在化解抵牾，而非加剧抵牾。太过监视看似强化中央权利，但加剧了中央与处所的抵牾，从久远上看，也弱化了中央管理处所的结果。
从监察思绪上讲，天子最初无不是以亲密但职位较低的官员，监察疏远但职位较高的官员，但这些派出的监察官城市有一个权利膨胀的进程，最终成为新的处所权势，从久远看，监察官轻易走向处所化。监察制度又要从原点出发，开始新的循环，正如刺史制度是对州牧制度的代替，而典签制度是对刺史制度的代替。
从政治伦理上讲，监察官既是皇权的线人和爪牙，但又要有自身的法纪法治，遵循必然的政治伦理和道德底线，不能形成相同特务组织或可怕组织，大家忌而恨之，成为政界异数，走向孤独。不然一朝皇帝一朝臣，互相仇杀，因循报应，最后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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